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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知識分子的自治運動（3）

但是，作為“思想協會”，中國的五四成員並沒有因為“社會的”意識形態的幻覺而放棄個人的自由意志。德國學者邁納克在論述歷史時，有一段話，用來概括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這個方面應當是恰當的。他說：“震撼世界的劃時代事件，總的傾向或思想，以及活躍的人物都前後呼應，呵成一氣，形成一個單一的和強大的過程。這種過程由於構成它的個人動機的充實內容，也就排除了一切概念化的抽象形式，然而卻使我們都懂得，它是一個仍然具有個性聯合體的、無窮無盡的豐富的生命潮流。”

與義大利文藝復興運動比較，被胡適稱作“中國的文藝復興”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不曾像前者那樣恢復往昔的光輝。運動的先驅者發現，中國古代文化遺產乏善可陳，沒有什麼值得繼承和營救的東西。與歐洲大陸的啟蒙思想家如盧梭、伏爾泰、狄德羅、康德相比，他們沒有那種由基督教培養的堅定的信仰，和活在希臘傳統中的健全的理性，而他們，只是一批西方化的人，只能從遙遠的異邦習得和植入所有一切，以代替傳統陳腐的宇宙觀，和諸多大而無當或者繁瑣無用的教條。從文藝復興到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思想傳統在西方是自然演進的；而在中國，各種思想觀念的引進和確立，都是一種人為的“社會工程”。正因為他們對於現代化具有很強的自我意識，所以會那般無情地拋棄舊傳統，雖則挽救中國的民族情結是那般牢固。這種矛盾而又決絕的二元態度，同時反映在同西方的關係上面。他們從民族的創痛中，埋下被殖民的恥辱和仇恨，但是他們並不像高倡“反帝防修”的後來者那樣，拒絕西方文明，而是以十分令人欽佩的“拿來主義”的眼光和氣魄，從西方列強那裡獲取有用的東西。這些東西，在五四時期，已經不復是器物和技術之類；它們擴大到了文化領域，其中包括從文學、哲學、倫理到社會制度，以及風俗習慣各個方面。現代性需要整體的革命。“全面反傳統”和“全盤西化”—“現代化”一詞直到1940年代才開始進入中國，所謂“西化”，其實就是現代化—是革命的兩面。在改革者看來，西方文明的本質是科學和*，於是在《新青年》那裡也就有了擁護“賽先生”和“德先生”的說法。在這裡，科學是一種思想和知識的法則；至於對*的闡釋，則往往同*問題有關。所謂*，在《新青年》刊發的大量文字中，其意義蘊涵了人格獨立、權利平等、思想自由，即對於個體價值的張揚。被哈貝馬斯當作現代化方案的標誌的“主體的自由”的實現，貫穿在五四一代所理解的科學和*的口號上面。這就是“人的發現”。由於政權的衰敗，在“共和”旗幟下的國民不成其為國民，惟是新的奴隸而已。這樣，五四時期所要求的自由和*的權利，開始就落在“人類”上面，而沒有侷限在“公民”那裡。這是帶根本性的，具有更普遍更長遠的意義。五四的功績，要而言之，就是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實行價值觀念的更新；它喚起人的自由意識，並使之建立在為人類歷史實踐所確立的普遍價值的公理之上。

我們為什麼稱五四的思想啟蒙運動為“新文化運動”呢？雅斯貝斯說：“所謂‘新’，就是說在我們的時代，歷史第一次正在變成世界範圍的，以現代交流賦予地球的統一性來衡量先前的全部歷史都只是區域性歷史的一種單純的集合體。”大*者袁世凱試圖以“特殊國情”為隘口，阻擋中國的現代化程序，而自信“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結果如何呢？事實證明，五四之後，沒有哪一個人，哪一個集團，可以拒不接受西方的觀念、思想、主義、文化制度、生活方式而能長久固守舊的傳統，只是所接受者分屬於西方不同的部分而已。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五四：知識分子的自治運動（4）

整個五四時期處於一種創造性的震盪之中。這是在社會的被控層次發起的震盪，由於新奇性的層次彼此溝通而不斷擴大的整體性震盪，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