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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啟蒙知識分子到一般學者再到廷臣，胡適一生的道路，在中國知識分子中間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傳統士人便一直在廊廟與山林之間兜圈子。請允許在此抄引一段洋鬼子李普曼的話，因為我覺得藉此描述胡適一類人物是最恰當不過的，他說：“把追求知識分子與行使政治權力結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那些試圖這樣做的人，結果不是淪為相當惡劣的政客，就是成為冒牌的學者。”自1930年代以後，胡適基本上與*專制的政治代表人物為伴，且以“諍臣”自許。這是胡適的喜劇，也是胡適的悲劇。知識分子角色的存在是以遠離權力門檻為前提的。正因為這樣，五四的一群—包括當年的胡適在內—才有了一種反叛的精神，自治的精神，破壞偶像，狂飆突進的精神。五四精神的淪亡有種種原因，來自知識分子內部的，則有胡適的背叛。因此，說胡適在五四時期是一個代表人物則可，若以他服務於國民黨“*”下的“*、政治、憲政”建設為五四精神的代表則不可；說胡適一生多少保持了自由主義的一些理念則可，因為他仍然可以藉此向蔣家討價還價，若以此討價還價為自由主義的規範則不可；若說可，也無非是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罷了。

六、關於魯迅的“被利用”。

其實，魯迅在生前死後都在被利用。至於先生說的“被利用”，乃專指政治人物的利用，實際上，說是“被改造”也許更確當。先生認為，魯迅被“聖人”化的命運，他本人是脫不掉干係的。信中舉了三個理由：

（一）　魯迅從來未曾以“理論的形式”提出其個人主義的主張。我不知道，個人主義思想的存在本身，是否可以為魯迅開脫一點責任，還是非帶上“理論的形式”不可？魯迅首先是一個文學家，他的話語形態自是不同於邏輯學者的，先生這裡未免強人所難。

也談五四、魯迅與胡適（6）

（二）　“相信蘇聯”。魯迅對蘇聯的態度，與他對“奴隸”在新政權的地位及相關的狀況的評估有關。的確，終其一生，魯迅對蘇聯的態度沒有根本的改變，這裡有多個方面的原因，比如資訊的封閉，從北洋軍閥政府到南京政府的反宣傳，等等；但是，毋庸諱言，魯迅輕視“形式*”，不免要給他的思考留下某些“空洞”，對首創“*”政體的蘇聯缺少必要的警覺，或者造成覺悟的延緩，都未嘗不是一個原因。但是，他對蘇聯的許多做法是仍然持有保留態度的。即使如此，無非說明他實在並非那類無過的“聖人”而已，那麼“被封為聖人”者與非聖人之間有什麼關係呢？

（三）　先生指魯迅“在和郭沫若、周揚到楊邨人這樣一些人戰鬥的時候，自以為是同導師們的思想是一致的”，這“自以為”不知根據何在？我對魯迅知之不多，只知道他從來是反對“鳥導師”的。

七、魯迅與胡適的留學背景。

先生為了說明胡適與魯迅的高下，有一段說到兩人的留學背景。不同國家的文化背景，在留學生那裡產生不同的影響，這是一個事實。至於影響的正反深淺，關係到綜合的因素，往往因人而異。先生在信中說：因為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在“*制度”方面極不成熟，所以魯迅在那裡接受的現代化思想“天然是有殘缺的”；至於胡適，因為有幸留學在美國，而美國又是“天生的現代國家”，因此他“天然地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把一個國家的文化形態和完善程度對應於留學生的思想狀況未免太簡單化，倘如此，對於土生土長的本國人來說，則大可以無視其他條件，直接由所在的國家、種族來判定優劣了。

八、魯迅有過“超越五四”的說法嗎？

先生說：“魯迅的悲劇，其實也就是超越五四的悲劇。”但先生並未引魯迅片言隻字，只引了瞿秋白的話；因為魯迅有過“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一聯贈瞿秋白，所以在先生那裡，瞿秋白的賬也便成了魯迅的賬。這種邏輯推理，有點近乎“株連”。魯迅一直慨嘆“五四失精神”，可以說，他本人便是五四精神的招魂者。至於“超越”之說，於他不但未曾有過，而且簡直討厭；批評創造派的要點，便是反對“超時代”。

九、關於魯迅被“誤導”和被魯迅“誤導”。

先生引了某“研究者”的話說：“可以證實的是魯迅後來似乎接受了組織的領導。”說到“組織”，有點語焉不詳，如果指的是一般社團，魯迅1930年代就在左聯的組織裡。左聯多有共產青年，也有黨組的，魯迅所以加入，與當時共產青年被屠殺，被緝捕，不能見容於專制政府有關，自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