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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逐步分開，演化成單一的執行機關，三省並重的局面終於得以實現。針對中書門下屢起糾紛的弊端，太宗創設政事堂制度，集三省宰相於門下省政事堂集體議政，輪流秉筆紀錄，六部及御史臺高階官員均可參加，集思廣益，群策群力，問題可以得到慎重而迅速的解決，工作效率大為提高。政事堂設於門下省，突出了門下省的審議封駁許可權，詔旨無論出自中書還是皇帝本人，都可視情況駁回甚至塗歸（即直接在聖旨上批註退回）。魏徵即以門下省給事中的身份駁回過太宗的親筆詔旨多起，成為千古流傳的佳話。

政事堂設定之後，成為唐代中央最高權力機構，按照唐制，凡屬皇帝命令，必須政事堂會議正式議決透過，方可頒行生效。而未經政事堂簽署透過，直接由皇帝直接發出的命令，被認為是違制的，不能為國家各級機關所承認。皇帝不得用硃批，只能用墨筆，封袋也改用斜封，稱之為“斜封墨敕”，在當時已經被認為是不得了的事了。學者余英時即認為，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以初唐時的政事堂制度最為接近儒家“聖君賢相”互相制衡的政治理想，因君權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明確的限制，而唐初三省制初行時卻居然對君權的範圍有所劃定。唐人李華所作《中書政事堂記》說：“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人，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指黎民）。此堂得以議之。”余英時引用了這一段文字後，由衷地感嘆道：“此記明白規定君主有四不可，真是中國製度史上一項極可珍貴的文獻。更重要的是最後一項，即君不可以對人民無道。此記絕非李華個人的意見，而是代表了唐初（特別是貞觀）以來的政治傳統。照這個傳統。宰相（政事堂）至少有制度化的‘議’君的權力。然，與古代宗法制度下的貴卿比，政事堂的權力並不算太大。因為齊宣王問孟子‘貴戚之卿’，孟子說：‘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而政事堂卻並不能‘易君’。但就秦統一後的情勢言，‘議’君之權見諸明文，已極為難得。因此，從這個文獻看，唐初三省制度下的集體相權不但非宋以下可比，而且也超過了漢代。”＇2＇

政事堂雖然有這樣大的權力，但卻是眾宰相的群言堂，權力並不集中於個人之手，皇帝可放心地依賴他們治理國家，而不必擔心某位權相會威脅帝位。唐代多名相卻少有威勢足可易主的權相，即是為此了。

現在裴炎任中書令，即把政事堂從門下省遷往中書省，標誌著門下審議許可權的衰落和中書地位的加強，而他自任秉筆宰相，即每次開會議由他主持紀錄，儼然為首席宰相，除宰相外其他臺省官員如要出席，必須經過首席宰相的批准，政事堂慢慢由群言堂變為一言堂。尚書省在太宗之後已逐漸簡化為單一的執行機關，如今門下省的職權又受削弱，三省並重的局面漸漸失去平衡，中書省的地位日漸重要。從此之後，無論是尚書僕射還是門下侍中，如不帶同中書門下的名號都不得進入政事堂議政聽政，唯獨中書令被視為真宰相，不必接受這項封號，由此可見中書省的獨尊地位。不過，門下省的監督職能不僅是針對權相，也是針對君主，武后之所以同意裴炎的請求，固然主要是為了滿足裴炎的權力慾，但對她自己也未必沒有好處。

在短短的十幾天中，武后一口氣做完這一系列安排，以後的事實將會證明她的眼光和魄力，——她走的每一步棋都在關鍵時刻發揮出了效用。12月30日，武后將不聽話的郭正一罷黜相位，這正是嗣皇帝守喪期滿的日子，一切準備工作都已就緒。武后看著急不可待的哲三下兩下除去喪服，不禁微笑：他一定給憋壞了。

（本節未完待續）

＇2＇　余英時：“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

公元684年，註定將是不平凡的一年。這一年，是嗣聖/文明/光宅元年，每一次改元，都反映出一段驚心動魄的爭鬥和變革。這是高宗入土為安的一年，這是武后獨攬大權的一年，這是大唐帝國風雲變幻動盪不安的一年，這是神州易主蒼生迷惘兵戈大起的一年。權力的巔峰，只容一人獨行。蓄謀已久的太后，不甘受困的皇帝，野心勃勃的朝臣，落寞失意計程車人，都傾盡全力盛大出演，看誰終將點燃閃電。

哲現在終於做了皇帝，韋氏成為皇后，但他依然不快樂。怎麼樂得起來呢？從中央到地方，從文臣到武將，沒有一個不是母后的支持者，上上下下，鐵桶一般，他雖是名義上的皇帝，卻四面受制，無人能為其所用，處境較章懷太子當年更為不利。章懷太子當時至少上面還有個維護兒子的父皇，還有一批忠心於太子的東宮僚屬，而哲卻什麼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