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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皇沉默，久久未發一語。

不久案情重新裁定，龐氏得以免死，與三子同流嶺南。這件事還有一個背景，團兒的奸謀被人告發，盛怒的武皇杖殺團兒，但徐有功仍然被免職為民，——驕傲的皇帝並不願意承認自己的過失。

如果事情就這樣結束，那麼也不過就是戲臺上屢見不鮮的故事之一，直言敢諫的忠臣如何憑藉自己的正直折服了驕橫跋扈的皇帝，自己付出慘痛的代價之後，終於救出了無辜人士，奸人也得以授首。我們除了讚歎大臣的浩然正氣之外，學到的也就是專制統治如何黑暗之類的型別化說法。這麼貼標籤當然也不能算錯，但以此來概括武皇和徐有功之間的關係卻有簡單化之嫌，兩年之後，武皇再度啟用徐有功，武皇任命的意圖以及徐有功當時的反應，都頗值得一述。

（本節未完待續）

那時已是萬歲通天元年（公元六九六年），武皇發六道使大殺嶺南流人，自感危險人物已經給消滅得差不多了，政局趨於穩定，於是先後貶黜來俊臣，誅殺侯思止、萬國俊等酷吏，重新任命徐有功為侍御史。次年，來俊臣也被誅殺，至此酷吏政治基本結束。從索元禮、周興起一干迎奉聖意求取富貴的酷吏全部遭到了生死族滅的下場，而徐有功卻聲譽日隆，步步高昇，官至司僕少卿榮顯善終，年六十八歲，武皇特贈司刑卿，相當於現在的最高法院院長了。李唐復辟之後，龐氏之子為報母恩甘願以自己的官職贈與徐有功的後人，其五世子孫徐商，官至太子太保，商子徐彥位登宰相，封齊國公，世代榮顯，可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了。

對比酷吏和徐有功的不同結局，我們很難用“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來解釋武皇的馭下之術。對於一干希旨獻媚的酷吏她表現得異常冷酷決絕，兔死狗烹毫不留情，對於徐有功卻是敬之重之，以至於有些畏之的。在社會穩定的時候，她明知道徐有功奉公執法必定會常常拂逆自己的心意也堅持啟用；而在需要打倒政敵的時候，就算擺明了徐有功是無辜的也依然削職為民。在殺人刀和活人劍之間，她只是根據時勢來做出她認為合適的選擇。

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徐有功也只是武皇用來平衡酷吏政治、維護法制不致崩潰的棋子罷了。這情景頗類似唐太宗把魏徵樹立成諫臣的標兵，其實太宗在日常行政工作中更多地是聽取房玄齡等人的意見，但他需要魏徵的耿介之言來讓自己保持清醒的頭腦。而大唐的建立也有太宗一份功勞，先天的優勢決定了他在曲己納諫方面可以做得更漂亮，他對魏徵越禮重越容忍只能越增加他的威望。而大周朝的先天不足決定了徐有功無法得到如魏徵般的禮遇，因為武皇必須強化別人對她權威的承認和服從，如果人人都像徐有功那般認死理地一再駁回她的旨意，她這個皇帝還怎麼當得下去！就算是心裡再敬重，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也只能犧牲一下徐有功了。就是這一點政權合法性的問題，決定了武皇和徐有功這對君臣不能如太宗和魏徵般的相互成全，而君臣遇合的佳話，也只有到了武皇年高對於世事不再執著之後才能實現了。

然而徐有功的反應卻令人詫異。這個可以含笑面對死亡的硬漢，卻在接到任命書時忍不住流淚，堅決不肯上任。他嘆息著道：“麋鹿在山野間自在遨遊，生命卻繫於庖廚之手，時勢如此，無法可施。陛下如今任命臣為侍御史，臣必定要守正執法，總有一天會觸怒陛下，坐罪枉死，請陛下收回成命！”由這段話可以看出，徐有功已經看透當時的官場險惡以及武皇給自己派定的角色，也清楚地預見到了自己公正執法的必然下場，縱然堅毅如他，也忍不住悲傷淚落。這也許有損他的硬漢形象，卻讓人看到了一個更為真實的徐有功。原來他並不是神經大條到不知死亡為何物，他熱愛生活，珍惜生命，寧願躲入山林中做一個安安分分的小民，避開數不清的明槍暗箭，可是這個人的責任感實在太要命，只要他坐在法官那個位置上，就不能容忍在自己的手中出現冤案，不能坐視無辜人士被殺，為此，他不惜自己慨然赴死。

生命是可貴的，屬於人類只有一次。對於大多數人而言，活下去本身就是最大的目的，如同餘華小說《活著》中的福貴，不管經歷多少辛酸和屈辱，還能看見太陽再升上來就是好的。也有不少我拿青春賭明天的冒險家們，為了富貴和榮譽，甘冒奇險拿命去換，以無價的生命去追逐那些過眼雲煙似的身外之物。當然，世上也有至情至性的人兒，甘願為挽救親人或者愛人的性命而捨身，可是象徐有功這樣為了挽救素不相識的人而一再自蹈險境的人，實在不多。雖然他絲毫不會武功，也足可被稱為俠之大者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