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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的職業道德，普通人沒有這個思想覺悟的還真有點吃不消。不過，劉洎的確也有不知輕重，政治敏感度不夠的毛病。他和岑文字同時被提拔為侍中和中書令，分掌門下和中書省，但卻沒有岑文字那份懼月滿則虧的智慧。太宗徵遼，命劉洎與高士廉、馬周留輔皇太子監國，臨行前對他深至叮嚀，託以社稷安危，要他小心行事。劉洎貿然答道：“陛下不必擔心，大臣如果有過錯的，臣立刻就殺了他！”太宗震驚於他的狂放，當即對他說：“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疏而太健，恐以此取敗，深宜誡慎，以保終吉。”這幾乎是警告了，而劉洎反誤解這是太宗對自己的信任，口出狂語，進一步加深了太宗的疑忌。

貞觀十九年，太宗自遼東回師，途中病倒，劉洎與馬周入謁，出來在門口遇到褚遂良。劉洎哭著說：“聖體患癰，極可憂懼。”褚遂良歪曲原話，添油加醋地向太宗告狀，說劉洎認為太宗病倒沒關係，正好可以以伊尹、霍光等權臣自命，輔佐少主而剷除異己。重病中的太宗十分惱怒，疾愈後親自審問劉洎，劉洎據實以答，當時在場的馬周也為他作證。然而褚遂良執證不已，太宗於兩派之間，始終更為相信褚遂良，於是賜洎自盡。太宗一般不輕易殺大臣，犯罪該殺的也十分慎重，此次居然偏聽偏信，置馬周的旁證於不顧，當是承乾事件的後遺症，以及徵遼臨行前劉洎給他的印象十分不好之故。劉洎自盡之前，向獄吏要紙筆欲上奏遭到拒絕，劉洎死後太宗才知道這件事情，可能察覺到了什麼，卻又無法挽回，只能把獄吏下獄懲辦一通。劉洎之死，雖與長孫無忌及諸遂良對於非我族類的排擠不無關係，但主要還是太宗對原魏王派官員不信任的心態作祟，是太宗執政生涯中的一個汙點。

經過一輪有意無意的清洗和排擠，原魏王派官員已所剩無幾。後馬周病故，高士廉、房玄齡、李靖等重臣也相繼去世，原本熠熠生輝號稱明星陣容的貞觀政壇逐漸黯淡了光彩，太宗本人的身體健康也每況愈下，心境更是進入了沉沉暮年。在繼承人差強人意的情況之下，輔政大臣的人選也就變得越發重要。故舊凋零，社稷乏人，原本因避嫌而堅辭宰相之位的長孫無忌越來越受重用，地位穩步上升，在每次重大危機中，他除了表態支援皇帝的決定，幾乎都隱身幕後，沉默以對。在波詭雲譎、暗潮湧動的貞觀後期宮廷裡，他的沉靜和穩健，使得太宗對他越發看重，視之為寧定人心的中流砥柱，因此在為李治挑選輔政班子的時候，他是當之無愧的中心人選。這是太宗對於這位多年的好友兼姻親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由於當時可堪大任的人物已不多了吧！

綜合各種資料看來，太宗心目中託孤重臣的名單一早已經確定，即以長孫無忌為主，以諸遂良為臂助，以李勣為制衡。能被列入顧命大臣的人選，自然必深得太宗信任，然而作為精擅權謀的封建帝王，太宗對於任何人也都不是百分之百的毫無保留，仍然留有一重顧忌和防範。作為下一代領導班子中的核心人物，長孫無忌既是太宗多年知己又是其妻兄，作風穩健，也不缺乏決斷，玄武門事變力勸太宗奪嫡，貞觀年間輔政多年經驗豐富政績斐然，顯示其政治眼光和能力均非泛泛。雖有私心，但對外甥李治的關愛仍是有目共睹的，決非作偽。其關隴貴胄的背景，一言九鼎的聲望，是太宗能找到的最合適的託孤人選。太宗對於他的擔心主要有兩重，其一是對他軍事能力的懷疑。貞觀末年，太宗品鑑群臣，對於無忌的評價是：“善避嫌疑，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比；而總兵攻戰，非所長也。”　長孫無忌長於內政，卻不善軍事，加之個性“倨傲”，和武將關係疏遠，多有不合。（題外話一句，這種疏遠，不排除有無忌刻意為之的成分，“善避嫌疑”這四字評語也不是白來的，他也因此才能最終爭取到顧命大臣的權力。）隨太宗親征高句麗，大約使這一缺點暴露得更為明顯，因此必須有一位軍事強人來協助他處理國際事務。其二是對外戚專權的擔心。貞觀末年，無忌的專權之勢已然隱隱流露，太宗對其私心也有所察覺（詳見上文君臣二人論及李恪之事）。太宗本人熟通曆史，很清楚中國歷史上主幼國疑之際迴圈出現的外戚權勢過大的現象，隋文帝楊堅即是以外戚身份掌國輔政最後篡奪了北周的江山。特別是在繼承人李治性格“仁弱”的情況下，太宗不能不沒有這層顧慮，於是採取了雙管齊下的方法。貞觀二十三年，繼長樂公主下嫁長孫衝之後，再以嫡親女兒新城公主下嫁長孫詮，鞏固兩家聯姻，動之以情。此外，以與長孫無忌關係疏遠的李勣執掌軍事，分之以權。如此既有協助，又有制衡，李勣被列入執政人選，也就顯得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