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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朝有中書令李義府、侍中許敬宗作為外援，皇后的地位，可以說是堅如磐石，跟以前的王皇后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如果說，在廢后戰爭中還需要老臣李績來一錘定音的話，在和長孫集團較量的鬥爭就主要是依賴許敬宗、李義府、袁公瑜這些新提拔起來的中下層官員了。他們大多出身寒門，長期鬱郁不得志，之所以樂意充當槍手去扳倒長孫無忌等士族高官，自然也期望得到豐厚的回報，不僅是官職上的升遷，社會地位也同樣希望能夠水漲船高。長孫無忌與李義府、許敬宗地位的互換，並不代表士族與寒門社會地位有什麼根本性的不同。如果不從門第等級上對其重新排位，支持者的既得利益就有失而復得的危險。李義府就算位登宰輔，向高門士族求婚時依然受到他們的鄙視和嘲笑，便可為一例。惱羞成怒的李義府因此要求皇帝下令嚴懲這些以門戶自矜計程車族高第，許敬宗也上表要求重修《氏族志》。武后因為自身的寒微屢屢被人輕蔑羞辱，對於這一提議給於了最堅決的支援。事實上，許敬宗很可能就是希武后旨而上表的。

《氏族志》是太宗貞觀年間頒佈的一部士庶等級的書籍。士族制度萌始於東漢，確立於曹魏，在南北朝時發展至鼎盛階段，士族子弟依靠九品中正制歷代擔任高官，尤其是高階文官，把此政權，寒門子弟上位無期，以致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餘風流於唐代，族望為時所尚，山東高門如清流五大姓者，就連皇室也不放在眼裡。他們彼此互接姻親，其他人如要與他們攀親，需要付出大筆禮金，但仍然不見得能買來他們的尊敬，這無疑是一種很可笑的風俗。因此貞觀時為了推崇新朝冠冕，太宗以修訂《氏族志》來打擊舊有士族勢力，規定以李唐皇族為第一等，外戚後族為第二等，原有的山東高門為第三等，不再以家世而以在唐朝的官爵高下定等級。因為李氏和長孫氏原本就是關隴軍事貴族，長期掌握軍政要權，這次修志並沒有引起太大爭議，打擊了不利於李唐統治的舊門閥，而扶植起在唐朝統一和建立過程中的各位功臣，對於鞏固李唐王朝的統治，客觀上是起到了積極作用的。

然而士族勢力根深蒂固，此舉並未收盡全功，作為既得利益者的元戎功臣，依然按照當時的風俗結親於豪族，元老重臣和舊有門閥相互結合，把持朝政，由此形成了新的勢力，阻礙了寒門子弟的上位之路，也反過來威脅壓制到了皇權，永徽六年的立後之爭便是雙方權力撕扯的一次集中體現。因此，李治在剷除了元老集團之後，也有必要對於士族和寒族的地位作一定調整，以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維護已經取得的成果。新上位的官僚渴望得到社會的廣泛承認，新皇后希望能抬高自己的門第，皇帝需要剷除一切可能對自己的統治構成威脅的勢力，諸般作用之下，重修《氏族志》已不可避免。這既是個人慾望的產物，也是政治鬥爭的需要。

新修的《氏族志》被更名為《姓氏錄》，以皇族和後族為第一等，同樣以當時的官階高下來排座次，五品以上的官員都被收錄。也就是說，即使只是一名士卒甚至出身奴隸，只要有功於國家做到了五品以上的官，名字都可以被收錄進《姓氏錄》。與《氏族志》相比，《姓氏錄》多了100卷，但所列士族少了48姓，1364家，其中還有很多是新興士族，由此可見這對於舊有門閥的打擊是何等沉重！由此引發當時士大夫的不滿，被鄙稱為“勳格”。然而，一千多家士族特權的喪失卻為廣大寒門子弟躋身仕途敞開了道路，加快了士庶合流，新舊交融，擴大了統治基礎，因此，這一舉動極富進步意義，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武后一直被人鄙薄的商人家庭出身現在鯉魚躍龍門，文水武氏成了天下第一等名門，亡父被追封為周國公，母親楊氏則被封為代國夫人，後又改封為榮國夫人，品第一，位在王公母妻之上。這樣的封號可謂別出心裁，因誥命夫人或從夫貴，或從子貴，而楊氏封號卻和亡夫周國公的封號並不匹配，這無疑是向臣民宣佈，楊氏並非因嫁了武士彠這位元戎功臣而貴，而是因她生了武皇后這個女兒而貴^_^　時隔千年，也可約略想象得出她當時那自信滿滿的神采。

然而顯慶四年十月為進一步打擊士族而下的禁婚詔令卻不太成功。此事因李義府向名門士族求婚未果，憤而奏請皇帝嚴懲這些士族的傲慢自大。原本貞觀時期太宗修訂《氏族志》之後，不恥于山東衰敗門第賣婚附勢的風氣，要求王子娶妃、公主出嫁都儘量選取元戎功臣的子女，不議山東士族，然而魏徵、房玄齡、李績等仍然爭著向山東士族求婚，因此舊望不減，太宗也無可奈何，後來他為李治娶妻也同樣選取了太原王氏。李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