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第3/4 頁)

之。

就在楊秀珠出事之前，楊等人與之鬥並被楊等人趕出溫州的陳文憲因受賄十多萬元被判刑。陳不是溫州人，人們的街談巷議說溫州的幹部就比外地幹部聰明，十多萬元判了個十來年，人家溫州人上千萬元一走了之。其實，溫州的幹部因十幾萬被判十來年的不是沒有，有關楊秀珠這篇文章中提到的中國銀行溫州支行行長葉徵就是被判了十幾年刑。但是一點可以肯定，溫州的幹部規避風險的能力比較強，譬如說溫州的幹部中有不少人採取“一家兩制”的辦法，楊秀珠也是採用這種辦法的。

所謂“一家兩制”，就是一家人中，如夫妻、兄弟姐妹或父子，你做幹部，我就去辦企業。當幹部是鐵飯碗，旱澇保收，卻只能混個溫飽，在溫州這麼個經濟發達，社會相對比較富有的城市，溫飽其實也是一種貧窮，光溫飽是不夠的。辦企業可能會發財，但風險也很大。兩人一分工，既保生活無憂，還有可能過上更好的日子，而後者的比例遠遠大於前者。

當然，也有個別幹部利用“一家兩制”來做權錢交易，來掩蓋其貪汙受賄的實質的。假設我是某權利部門的幹部，我管轄著不少企業或地盤。我讓這些企業或屬地的人來送禮送錢是受賄，但我讓我的家屬或親友辦個什麼小廠，哪怕家裡擺上一臺熨燙鞋底上金字商標的小機器也可以。然後給屬下的企業發出資訊，屬下的企業就送業務上門了。你燙的金字五分錢一雙，我燙的是五毛。或我只燙了五百雙，我開的發票是五千雙。你不得不給，因為你在我的管轄之下，只要我不太過分，你樂意將業務送上門。對外講我的富裕是我家屬勞動生產所得，照溫州話說是“勞動力兌伙食”。你沒有業務送上門，我經常到你的企業查一查，搞你一下，讓你明白非這樣不可。還有如楊秀珠這樣的，安排自己的親友辦個公司，然後將便宜的地塊或政府的工程交給你來做，但你要真做，不是一轉手就倒買，你賺錢就等於我賺錢，查起來我會沒事，我沒受賄嘛！這樣做比之你將工程交給別的公司做收回扣，安全度大大地提高了。這便是某類幹部的聰明之處。

還有一件事也很湊巧，也是我正在寫這一章時，浙江省高階人民法院對原溫州市鹿城區公分局局長王天義受賄、鉅額財產來源不明案件作出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以受賄罪、鉅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並處其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王天義也是溫州的幹部，鹿城區公安局長。我不知道他是否區委常委，如果不是的話，充其量不過是個科級幹部。二審認定王天義收受14人的賄賂款總計人民幣181。524萬元；美金——萬元。另有7281249餘元人民幣、363943美元、291774法國法郎、110780荷蘭盾、53678港元、49997德國馬克等不能說明合法來源。這個數字是解放後浙江的幹部中相同案件案值最高的。所以被稱為浙江第一貪。按照王天義這個級別，工作三十年總共不過是幾十萬元的收入，用以養家餬口之後所剩是很少的。他卻有一千多萬元的財產，令人咋舌。

嚴重的問題不僅僅是那已經查出的14人與180萬餘元，那餘下的近千萬元不明來源的資產更令人擔憂。因為我們不知道它的來歷，是貪贓枉法或是賣官鬻爵？如果是貪贓枉法，就造成的冤假錯案將禍害社會，如果是後者，公安系統將有批屍位素餐或不稱職的幹部。也許某個富婆看上王天義，送給他這一千萬元，那就謝天謝地了。

我記得，媒體在報道胡長清案件和成克傑案件時寫得很清楚，某年某月，為某公司或某人批得一塊地，收受多少賄賂；或為某公司批得多少貸款，得回扣若干等等。溫州關於王天義的報道卻沒有這樣清楚，因而社會上關於王天義案的傳言絕不比楊秀珠少。但楊的一切正在調查，王的一切已經定案。傳言說王天義出逃之後本來是不會被抓住的，是他去寺廟燒香問佛，佛說無事，他才會給溫州打電話因而被抓。又說他上班專玩女人，且都是手下的人安排的。還說他給領導送大禮，不可能被判死刑，否則他會將領導咬出來。現在他被判了死刑，說明後一個傳言不確。據《溫州都市報》報道，經辦此案的原反貪局局長鄭聖雲給王天義歸納了四條：“只信菩薩不信法律；無心上班專搞女人；一有空閒就鑽暗房；思想陰暗迷戀金錢。”

奇怪的是王天義案在溫州影響極大，鬧得沸沸揚揚，但外地或中央級的媒體幾乎沒什麼報道，在外省市沒什麼反響。受賄額和不明來源的財產均比王天義少得多的平陽縣委常委、組織部長董根順案卻被多個報刊轉載，影響大得多。大約賣官鬻爵是傳統的貪官，具有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