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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到上海，立即排隊登記住旅館，星期三辦公事，星期四又要排隊購船票，星期五上輪船，星期六才能回到溫州。一個星期的時間，真正工作只有一天或半天。時間倒還好，還有那種屈辱感，排隊買船票已經提到過，住旅館也是很令人氣憤不平的。規定溫州人只能住“國光旅館”、“安東旅館”等幾個在當時來說也是最低等的旅館，這幾個旅館都在九江路、漢口路、福州路一帶。這些旅館所有房間的電燈開關都在門外，一如我在《古怪的甌語》那章中所說的，在上海人的眼中溫州人就是會幹壞事的，這樣可以隨時開燈檢查。

福州路如今是文化街，書店、文具店、電腦軟體店林立，解放前卻叫四馬路。提起四馬路，許多年紀大的人都聽說過，那就是“四馬路的野雞”。所謂“野雞”就是下等妓女，四馬路上的“流螢”。男人過來了，只要你東張西望，她們就將你拖進了旁邊弄堂裡的小堂子，即使你不東張西望，你的帽子也會被她們搶走，你的拎包也會被她們奪走，你想要回帽子、拎包，你就被她們拉進了那些黑黑的小堂子。而給我們溫州人住的小旅館據說就是過去的這種小堂子，房間都是小小的，一排排有如鴿子籠，樓梯走一步搖三搖，就這樣的旅館還要排長隊。更不舒服的是上海人聽說你是溫州人所射過來的異樣的目光，不屑，看不起，可憐，可恨的成分都有。我的上海話就是那時候下決心學會的，以便來往上海少些麻煩。譬如排隊托執行李，人家要檢查，我一翻白眼：“儂到底要哪能檢查？”便過去了，人家以為我是上海人。後來轉到文化部門，有了記者證，又能說上海話，就非常方便了。有時想想這樣做有點下作，不地道，但也是無可奈何的事，誰讓我是溫州人？

有個例子非常典型：一位溫州籍的畫家，浙江美術學院畢業之後分配到上海電影製片廠搞美工，是個很有名氣的美工師。他在上影工作了二十多年都沒說自己是溫州人。熟人對他的最高評價不過是，你不像溫州人，“像阿拉上海人。”

溫州人的尷尬可想而知。

又愛又恨上海人

上海人看不起溫州人，溫州人對上海人也不服氣，認為上海人太勢利眼，貪富欺貧；上海人太小心眼，戰戰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什麼“阿拉上海人”，上海男人個個“老孃客相”（娘娘腔），天天讓老婆支使著去刷馬桶；上海的女人個個忸怩作態，嗲得讓人起雞皮疙瘩；上海人不要臉，站在外灘當眾親嘴……總之將上海人講得一無是處以出出那口悶氣。說實話，去上海外灘看“情人牆”的“鄉下赤佬”中，不少是溫州人呢。

還有，現在似乎大家都認為北京人能說，而上海人是講話比較簡潔的。但在溫州人看來，上海人也是嘴皮上的功夫。那時溫州人騎腳踏車撞在一起，合就互相看一眼走人，不合就動手打架，打完了不管輸贏也馬上走人。上海人會鎖好腳踏車，然後相互講大道理，旁邊圍了大幫子人在瞎起轟。碰這種情況溫州人會呶呶嘴不屑地說：“上海人又上禮拜堂。”溫州人稱上教堂聽牧師傳道叫“講道理”。有時還會故意上去跟著起鬨：“打一架見輸贏，有什麼道理可說的！”

記得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還在編《文學青年》雜誌的時候，編輯部有人看到上海《新民晚報》上的一則訊息：一位女士將一個金戒指掉到路邊的陰溝裡，那陰溝的水很髒，根本看不清，那女的一手捂鼻子，一手在髒水中摸索，終究未能找到戒指，只好忍痛割愛，徑自走了。一邊看熱鬧的人一哄而上，個個欲伸手去摸。有人便提議，大家按先後順序，每人抓三下，誰抓中戒指歸誰，抓不中走人，或排隊到最後，輪到的時候再抓，於是路邊排起了長隊。編輯部的同仁們議論紛紛，大家的態度都感到有點不屑，“這就是上海人！”我當時也是這個意思，不要就走人，要的話可以幹一架，誰有實力誰有“開採權”。一個摸三下，真是小兒科。其實這點正是上海人比溫州人先進的地方，上海人有了平等概念，用機會均等的方法處理和解決問題，只有如此才能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

溫州人那時對上海真是又愛又恨，愛是因為離不開，恨是因為被看不起，低人一等，只能以阿Q心態對待這位大哥。

上海人對溫州人雖然有點看不起，卻也很難離開。上海人文化高，素質高，開化也早，七十年代就知道多吃植物油對身體有益，但在那個物資匱乏，一切都要票證的年代，哪來的植物油？溫州就有，只要多付點錢，自由市場上比比皆是。上海人喜歡吃蝦皮、魚鯗之類的海鮮貨，溫州盛產海鮮，小菜場裡到處可以買到，價格還隨行就市，貨色多時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