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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得天獨厚,比之大連、青島、廈門這些濱海城市一點也不遜色。可溫州現時與這些城市相比有如雞與鳳凰,差距實在太大了!
先說個溫州城建中的笑話:大球山是溫州市區眾多的小山之一,僅數十米高,旁邊還有條小河。因為開山放炮取石,球山已經炸成了瘌痢頭似的,俗稱瘌頭山。政府如果下令禁止開山取石,並加之改造,即能成為一個好的自然景區。偏偏決定要去炸平它,騰出空地可以開發。於是往山上填埋了幾噸炸藥。溫州的媒體還將之作為壯舉進行連篇累牘的報道,真是肉麻當有趣。不知是施爆的隊伍技術臭還是老天認為這樣的做法是倒行逆施,轟隆隆幾聲之後就啞炮了,山體僅僅炸掉了一半,還有幾百公斤炸藥埋在那剩下的山體腹中。後來政府總算覺悟,在殘存的山體處建了一座公園——繡山公園(稱之為火藥山公園更確切)。
這個城建笑話昭示一個問題:溫州對規劃與城建的態度一如毛澤東說的“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端端的一座山要去炸平它,美美的一條河要去填平它。解放後,溫州市區被炸平或挖平的還有東嶼山與西嶼山,被填平的河流數不勝數。因為溫州古城的規劃特點是一坊必有一河,也就是每條路邊便是一條河,如今的市區卻沒有幾條河了,戰天鬥地的結果是毀了山水,甌地的魅力大為遜色。
又據媒體多次報道,溫州曾數次向中央報告,要求將溫州批准為特大的市,據說是因此獲得地方立法權。我不知道這立法權有多重要,我記得第一次看到這個訊息時,溫州市區人口遠未達到百萬,媒體還稱這是一種膽識與魄力,溢美之詞不少。我覺得奇怪,發展是一種自然規律,溫州本來只是箇中小城市,為什麼一定要用鼓風機將之充氣、吹大呢?我去過不少被聯合國評為“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城市”,如加拿大的溫哥華、美國的西雅圖、瑞士的日內瓦以及我國的珠海、大連等,城市都不是特別大。相反地,所有的特大城市如美國的紐約、日本的東京、中國的北京、上海、巴西的聖保羅等等,從未戴過“最適合人類居住”的桂冠,溫州為什麼要往那裡擠?
城市的規劃是一門科學,且學問高深,本非我輩外行可以置喙的,但據說也可以歸之為幾個簡單的原則。我曾參加過在美國舊金山大學參辦的新型建材展覽會。那會場只有六層,三層卻在地下,因為那個地方的規劃是教育文化區,樓高限於三層,為了擴大使用面積,會場另三層只好建在地下,建築造價雖然稍高,但可節省能源,從長遠觀點看是一種節約。規劃如此嚴格引起了我的興趣。據說舊金山的規劃並不複雜,僅僅規定了商貿辦公區、居住區,文化教育區和產業區的範圍及容積率和限高,規劃的原則只有一個:即尊崇自然和迴歸自然。
我曾經參加過廣西柳州市舉行的一個如何提高城市品位的研討會。柳州市政府邀請了全國不少知名專家與會。有規劃專家、建築專家、環境專家,但最多的還是人文專家,如中國歷史博物館副館長孔祥星,全國公民道德委員會委員李漢秋,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趙為民,雕塑家、藝術家文元衍(遙遠)等等。我作為文化人出身,又在柳州有開發專案而應邀敬陪末座。專家們為提高柳州的城市品位設計了“五個一工程”:一個凸顯山水文化的城市規劃方案;一個蘊含龍文化的城市中心廣場(柳州又名龍城);一個包括多民族婚俗的主題公園——相思園(柳州市有十九個少數民族);一首具有濃郁的劉三姐色彩的市歌(劉三姐為柳州人);一座具盤古開天闢地內容和氣勢的城雕(柳州為中國古人類“柳江人”化石發現地,並有盤古村)。與會專家還提出了諸如將柳州市樹由榕樹改為柳樹等眾多建議。且不說“五個一工程”,光市樹這一建議即讓人叫絕。福州市、溫州市、中山市、柳州市……許多南方城市的市樹都是榕樹;福州向稱榕城,市樹定為榕樹當仁不讓,按文元衍先生的話說那是“李谷一”,接下去的便是李谷二,李谷三了,輪到柳州是李谷六,李谷七了,你本來姓柳,又擁有柳宗元這樣的文學大家,你不姓柳姓什麼?何況柳樹的生命力頑強,插在哪裡便在哪裡落地生根,所以古代文人送別時要折柳枝相送。
溫州為什麼不能邀請一些中外名家來探討一下如何提高城市品位呢?登高才能望遠。幾個政府官員,幾位本地專家學者,苦思冥想的結果是紀念郭璞築永嘉郡城,在郭公山上築一段矮矮的城牆;紀念王羲之在溫州庭立五馬,便在五馬街口立一五馬拉車的雕塑。那麼紀念劉基豈不是要在文成埋一“泰山石敢當”的基石;紀念張璁,即在三角城頭雕塑一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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