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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溫州人大都是急性子，但這也是教養的問題。

“在日本，有一種事我不明白，那就是汽車比行人神氣。按照我們的習慣，由於車佔了地方，增添了不便，所以對行人很客氣。如果道路上有行人的話，很遠就停車，輕輕按動喇叭提醒人們，靠近行人身邊時，說聲‘謝謝’，道歉後再透過。相反在日本，行人被罵‘混蛋’，像老鼠避貓似的驚慌而逃。日本人是不是有一種感覺，即乘車的人比一般人高人一等？”

這是兩位秘魯留日學生給高橋教授寫的一封信，說的是日本的一種現象，但那是十幾年前的日本。就在我寫這一章的前幾天，陳定華邀請與他同機來溫州的洪波和越劇名演員方亞芬吃飯。那個飯店離我們國貿大酒店很近，步行約五分種，我提議我們步行過去。可當我們想走過斑馬線到馬路對面時，等了幾乎有十分種，汽車一輛接一輛，就是沒有停下來給行人讓路的。他們兩人搖搖頭：“看來溫州開汽車比行人神氣得多。”雖然此前不久溫州交警實行了對斑馬線上汽車不讓行人的整治，看來效果並不理想。

溫州的幹部如何？我在《溫州的幹部》一章中已經說過，儘管有王天義、楊秀珠一類的人物，溫州幹部的廉潔程度還是比較高的。他們有選擇的餘地，他們比外地幹部瀟灑。但一些幹部的素質不高也是不爭的事實。我的一位朋友將自己的企業遷到了上海，回來後告訴我說：“我在溫州覺得自己像孫子，我在上海感到自己像爺爺。”他的意思是指在溫州辦企業時，任何一個有關的部門都可以來查一查、卡一卡，除非你認識這個有關部門的人。而在上海，有關部門的人會真正做到為你的企業服務。這就是文化素質問題。溫州還是“人治”，你所熟悉的，你會得到很好的服務。你不熟悉的，對不起，你將會看臉色。我們開酒店的，光許可證便領了十幾個，我們面對的有關部門非常多，經常會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我們都不知道，什麼時間，什麼情況下又得罪了某個部門了。有人分析，在溫州這麼個環境中，這麼點工資對溫州的幹部和公務員缺乏吸引力，所以他們不敬業。還有人分析，這裡有個心理不平衡的問題，你們老闆那麼賺錢，我們才這麼點工資，讓你們也“出點血”。不管是哪一種狀況，都是素質問題，現在市領導提出的效能革命就是針對幹部素質的。

溫州人的第三個毛病是宗派主義、小團體主義，或叫“溫州人主義”。我曾提到過，在歐洲，你講溫州話是不愁沒飯吃的。溫州人講義氣，愛抱團，團結就是力量，溫州人比之其他地方人事業容易做大，他們有“朋”的方式。這由獨特的地理環境造成的一種心理狀態，既然靠國家靠不住，我們只能靠自己，靠我們的努力打拼，靠我們的互相幫助。延伸出去就有了溫州人的小團體、小宗派。溫州人在國外，許多人沒有融入當地的主流社會，他們與溫州人做生意，跟溫州人一起玩，只說溫州話。但如果你走出了這個小圈子，一般都能做大生意。在歐洲的溫州人有句話：“他不錯，與番人做生意。”那就說明這人走出了溫州人的小圈子。問題是走出去的人不多，在國外的溫州人還是小老闆居多。圈子小了，不免有矛盾，有碰撞，原有的華僑社團便有分化。因而國外溫州人的華僑社團很多，一個國家或一個城市有好幾個，諸如：“溫州同鄉會”、“溫州人聯誼會”、“華人華僑總會”、“華商總會”、“XXX華人工商會”等等，名目繁多，局外人一時不明底裡。我有一熟人，僑居義大利的，名片上的銜頭很唬人的：義大利XXX華商會副會長，義大利XXX華僑總會會長，義大利XXX餐館董事長，義大利XXX餐飲業協會顧問等等。第一個銜頭的副會長共有二十多位，是每位旅居義大利某地的華人花相當於五萬人民幣的里拉都可以當的。第二個銜頭是他所住的鎮的溫州華僑社團，整個總會二十多人，會長、副會長十幾人。第三個銜頭是實職，他本人是董事長兼廚師，他太太是賬房兼服務員，他們還招了個勤雜工。第四個銜頭和第二個異曲同工，這個鎮上的十幾位溫州人大都開餐館，總會就是餐飲業協會。他當總會會長人家當顧問，反過來人家當餐飲業協會會長他當顧問。而且這十幾個人不是親戚就是朋友，大家抱成一個團，在這個小鎮裡還挺有影響力的。他在三年前回了一趟溫州，所帶的錢不夠花了，從我這裡借了幾萬元人民幣，至今未能再見到他。不是說他要存心賴錢，只是他的收入不高，不能年年回國探親。

溫州人在國內的其他省市，建立了幾十個商會，這些商會倒未有如國外的社團一樣小型化，基本上還是一地一會。比如在石家莊、在成都，做生意的溫州人幾近十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