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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時春遊，就在自己住家附近的河埠頭上船，一直劃到遠郊的風景區茶山或者仙岩。手划船、舴艋舟、小火輪四通八達，樂清、永嘉、瑞安、平陽，都是船來舟去，甚至連地處山區的泰順、文成也可用拉縴或背灘的方式坐船到達。划動的船槳，攪紋了清清的河水，也攪動了悠遊的魚蝦，不時躍出水面……以前的甌地，分明是另一種版本的“世外桃源”。

這樣的一個世外桃源，不知道延續了多少年。相對閉塞的環境，生產力雖然落後，民風卻比較純樸，戰爭、殺伐也較少波及。甌民不急不燥，穩步前進，從三千多年前的剪髮文身、擊甌為樂至隋、唐時，與中原的差距已經不大了。

到了宋代，特別是南宋，中原因外族的侵入，經濟和文化都受到了極大的破壞，相對穩定的溫州就走到了前頭。生產力方面，這時溫州的造船、紡織、印刷、陶瓷、皮革等等行業都非常發達，產品遠銷南洋、日本、高麗諸國。生產力的發達，促進了市場的繁榮。此時溫州，遊客雲集，往來不絕，酒樓茶肆，簫歌喧闐；文化方面，九山書會、永嘉才人，南戲由萌芽而發展，事功學說的提出，永嘉學派的形成等等，都證明了這一點。時任溫州知州的詩人楊蟠有《詠溫州》一詩云：“一片繁華海上頭，從來喚作小杭州。水如棋局連街陌，山似屏帷繞畫樓。是處有花迎我笑，何時無月逐人遊？西湖宴賞爭標日，多少珠簾不下鉤。”可見溫州當時的盛況。

至此，這個“甌”字，真像一隻滿滿登登的飯碗，在風調雨順中，盛滿了歲月累積下的收成。彷彿將在一代代甌越子民手中一直這樣端下去。然而飯碗盛得越滿，就越不好端，招引的覬覦者越多，傾覆的風險也越大。

金“甌”無缺的代價

隨著經濟的發展，物產的繁榮，閉塞的溫州逐步為外界所瞭解。這裡毗海處一片平坦，船艦可長驅直入；進來之後只要佔據周邊山頭，則攻守自如。而中央政府欲來救援，卻有大山阻隔，天高皇帝遠，像一個失去保護的孤兒。於是海盜、倭寇頻顧溫州。

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九月，“倭寇數千自楠溪出，奪舟渡江至蒲州登岸、屯據龍灣，並分兵掠永嘉場。王沛、王德率義兵拼力抵禦，斬倭寇十六人，生擒十四人，奪馬十餘匹。十月，倭寇由閩犯瑞安境，守備劉隆、溫州衛指揮祁高戰死。”數千人來擾，惟義兵抵禦，說明守軍救援不及。而事隔一月，連守備與指揮也戰死了。

“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四月初五，倭寇八百餘犯梅頭，攻海安所。初六，王沛、王德率義兵追剿，遭敵包圍，王沛與族中崇堯、崇修被害。十七日，倭寇船百餘艘從黃華攻磐石。磐石把總統率舟師戰敗，全軍覆沒。二十三日，倭寇分掠永嘉、龍灣，王德率部在金岙與倭寇相遇，力戰身死。”一月三次，船百艘，磐石衛把總以下全軍覆沒，義兵首領力戰而死。倭寇的猖獗與實力可見。當時明朝國力還在鼎盛時期，溫州人比沿海其他地區遭受更多倭難，地理環境造成救援不及也是非常明顯的。

直至“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十六日，時任浙江都司參將的戚繼光自台州率兵南下，在烏牛、琯頭、磐石等地連戰皆捷，斬敵一百二十餘人，生擒二十餘人，焚溺倭寇無數，救回被擄男女三百餘人。”第二年，戚繼光與俞大猷會剿流竄福建的倭船七十餘艘，搗破倭寇在橫嶼（寧德城外海中）的老巢，倭患才算稍息。

倭患息後不久，洋人便緊跟而來。倭寇空手而來，搶掠之後滿載而去。洋人恰恰相反，往往滿載而來，載來的是洋菸、洋酒、洋油、洋布、洋傘等等帶洋字的東西。同時還運來大量的鴉片煙。洋船大都有武裝保護，能正常貿易的，便做貿易，不能正常貿易的就走私，走私不進來的，就武裝販運了。他們也滿載而去，載去的是茶葉、絲綢之類的土特產及搶掠去的物品。真正是商人、海盜、土匪三位一體。

清道光十八年（公元1830年），英人梅蘭率戰船三艘，侵擾樂清沿海；咸豐三年（公元1853年）四月間，在永嘉林幹（甌江口靈昆島）地方索洋一千而去。五月廿七日，又有海匪“廣東艇”白日登岸，劫去婦女七人，進港船計十餘隻。聞黃岩地方蹂躪尤甚。咸豐六年（公元185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