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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全新的、陌生的教育和科學技術領域，一個我現在還說不清的多兵種的高階軍事教育陣地上打一場大仗，想想吧，這有多麼艱鉅，多麼重要啊！”

這種歷史責任感和對我軍現代化的渴望像一股日夜不息的激流衝擊著陳賡的心房，給予他無窮無盡的熱情和動力。他多次對大家說，不把軍事工程學院辦好，決不罷休。他在北京一時還沒有辦公地點，靈鏡衚衕就自然成為籌辦軍事工程學院的第一個指揮部，他天天在這座小四合院裡大聲吆喝，調兵遣將，一面指揮各路人馬向北京集中或向哈爾濱搬遷，一面從三兵團物色幹部，抽調各方人員組織籌備工作班子，每天忙得不可開交。建國初期的通訊裝置還很落後，長途電話雜音大，聽不清，陳賡一手抓住電話機，一手搖著大蒲扇，大喊大叫：“徐立行嗎？我是陳賡呀，你還在哈爾濱嗎？”

電話那邊是陳賡熟悉的上海腔，徐立行回答：“報告陳院長，我是徐立行。”

陳賡說：“你得趕快來北京呀，你們幾個頭頭分分工吧，讓張文峰帶先遣人員快去哈爾濱，讓張衍在重慶督陣，你就跟我建籌委會吧，明天就動身來北京！”

陳賡為什麼點完李懋之的將又去急調徐立行？這是因為他很瞭解這個在延安抗大時期就認識的“書生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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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三邊並舉”　靈鏡衚衕調兵遣將（3）

徐立行是中國軍事教育史中值得濃墨重筆的人物。他的坎坷人生頗有幾分傳奇性，筆者不可不先交代一下。

徐立行原名俞獻誠，1911年3月生於上海浦東高橋，父親是郵局的小職員，姐弟四人，他排行老三。徐立行九歲喪母，一家人在貧困中掙扎。為了貼補家用，讀小學的徐立行輟學做了幾年香料廠的學徒，父親不忍心，省吃儉用又送他到上海南洋中學讀書。徐立行天資聰明，在這所用英文授課的中學中成績名列前茅，學業極佳。15歲那年，已是高中二年級的徐立行因家中生活窘困到了極點，不得不離開學校，轉年報考了陳銘樞辦的不收學費的中央政治學校，學了三個月，軍閥孫傳芳的部隊打過來，學生們也都編入陳銘樞的隊伍，即國民革命軍第19路軍，於是16歲的徐立行扛槍當兵了。

學生出身、品行端正、又努力上進的徐立行在舊軍隊裡如荷花出水，鶴立雞群，深得長官們的賞識，21歲就晉升為連長。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19路軍將士與日寇浴血奮戰。徐立行帶領戰士衝殺在火線上，沒料到他突患急性腎炎，全身浮腫，軍醫讓他下火線，他死也不肯離開自己的弟兄們。軍醫給他開了個偏方，讓他天天吃豬腎，沒想到他的腎炎竟奇蹟般地慢慢好起來。

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讓孤軍奮戰的19路軍愛國將士們欲哭無淚，不得不撤出戰場，退到福建。不久發生了反蔣的福建事變，徐立行和陳銘樞的秘書朱伯康是患難兄弟，兩個年輕軍官積極參加了這次反蔣聯共的事變。遺憾的是在當時的國內形勢和中共“王明左傾路線”的影響下，福建事變以失敗告終。徐立行和朱伯康潛入香港，在陳銘樞先生的指示下，又返回上海從事聯絡工作。1934年，徐立行在上海被國民黨特務抓住關進大牢，一年後被營救出獄。早就對中國共產黨有好感的徐立行在一年大牢中反覆思考，下決心找共產黨去！他輾轉千里，歷經艱辛，四處尋找指路明燈——共產黨，但談何容易，那個時候，中央蘇區的紅軍正跋涉在長征的雪山草地上呢。

1937年“七七”事變後，國共合作剛開始，經陳銘樞先生介紹，徐立行趕赴西安見到大名鼎鼎的北伐名將葉挺將軍。葉挺給他寫了封介紹信，只說了一句話：“去延安吧。”

1937年底，徐立行在延安進入抗大學習，後又進延安馬列學院學習，他認識許多像陳賡一樣的令他敬佩不已的中共高階將領，多年壓抑在胸中的革命熱情猛地噴發出來，徐立行成為抗大品學兼優的好學生。1938年，他在延河之濱光榮地參加了共產黨。抗戰時期，他先在八路軍總部，在朱德和彭德懷的領導下工作，曾任八路軍前方司令部訓練股股長、參謀訓練隊隊長、參謀等職。百團大戰後，組織上派他去洛陽任八路軍辦事處秘書主任。經歷了錯綜複雜的鬥爭後，又調回延安進一步學習。解放戰爭時，他在劉鄧大軍麾下三縱任參謀處處長，皖西軍區副參謀長，二野特種兵縱隊參謀長。

徐立行中等身材，淡眉細目，闊鼻厚唇，寬闊的額頭顯現他的博學。他為人忠厚誠信，性格有點木訥，甚至有點固執，不善言辭和應酬。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