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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過程組織基本條例》中有關規定，“六節一貫”制就硬性地執行了。但學員和教員幹部們怨聲載道，思想一直不通。

“非改不行了！”劉居英與徐立行商量，口氣堅定。

“最好高教部能下個檔案，我們好有個根據。”徐立行還有點憂慮。

1954年11月26日，劉居英給奧列霍夫寫了一封信。

“首席顧問奧列霍夫同志：

茲呈上《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關於停止實行所謂‘六節一貫’制問題的通知》一份。

我院從開始以來也是按‘六節一貫’的辦法排列的作息時間表，因而

1。早飯和午飯時間相隔6小時零45分鐘，違反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內務條令第一百八十七條：兩餐相隔不應超過6小時的規定；

2。學員和工作人員午間（12時左右）感到飢餓，並有部分因不習慣而生腸胃病。

根據以上情況，擬於下學期春季作息時間表中，改變排課時間。您意如何？請告。

副院長 劉居英”

過了一個月，奧列霍夫才正式回覆劉居英。他在信中解釋，蘇聯學校之所以上午可以上6節課，是因為在第三節或第四節課後，規定一個“大休息”，學生可到餐廳吃東西……奧列霍夫又提議：“儘量減少各種頻繁而冗長的大小會議，忙開會的現象愈少，工作時間就利用得愈好。”

劉居英終於取得奧列霍夫的支援，取消了實行一年多的“六節一貫”制，中午可以按時就餐了，全院上下皆大歡喜。

24　以我為主　學蘇聯真誠友好（4）

1957年5月，徐立行隨團訪問蘇聯和東歐國家，才親眼看到蘇聯軍事院校是如何上課的。一早學員來上學，領了保密包去上課，上完課，交了保密包就回家了。學校不負擔學員的食宿，搞的是生活社會化。而哈軍工是把學員的衣食住行都包下來，再套人家的“六節一貫”制，學蘇聯就變成“生吞活剝”了。徐立行感慨道：“過了5年，才明白過來。”

陳賡一直反對種種形式主義。建院初期，按蘇聯的值班交接制度，每天早晨，院、部、系全體值班員集中，先由軍樂隊奏樂然後交班。一到隆冬季節，大號小號沒吹完就結了冰，樂手得往號裡灌酒精才行。陳賡批評說：“完全是形式主義嘛！”他下令取消了這種“禮儀”。

對“老大哥”中的害群之馬，陳賡絕不客氣。顧問團中有個翻譯叫馬特維年科，烏克蘭人，整天騎輛大摩托車在學院裡橫衝直闖，生活作風也很惡劣。陳賡為此氣憤地說：“我們中國人不能再受氣了！”他指示鍛鋼說：“我不便直接出面，你去直接告訴首席顧問，馬特維年科是不受歡迎的人！”一週後，這個烏克蘭人在哈軍工消失了。曾有一位駐北京的蘇聯專家路過哈爾濱，住在大和旅館，那天兩杯“馬尿”下肚，此人就色迷迷地對我們的女翻譯非禮。陳賡知道後，馬上派張衍找首席顧問交涉，奧列霍夫很重視，最後嚴肅地處理了此事。

應該說，在陳賡“以我為主”的思想指導下，學院學習蘇聯，態度認真，成效顯著。院黨委經常檢查對蘇聯專家建議的執行情況，並上報軍委。

1954年底，劉有光和張衍聯名向總政治部羅榮桓和譚政等首長彙報學習蘇聯的情況時說：“……蘇聯專家來院兩年來提了許多寶貴的建議，他們不顧一切地拼命工作。離開專家，我們是辦不好學院的。”“專家建議保密室的辦公桌內不能放檔案，我們沒有堅決執行。”“暫時不能解決的問題沒向專家說明，引起不滿；專家問我們：‘為什麼答應了不做，是不是我提的不對？’”

由此可見，當時蘇聯專家認真負責的精神和哈軍工學習蘇聯的虛心誠懇態度。

1954年7月11日上午9時，哈爾濱市北郊50華里外一個叫柞樹林的地方，響起雄壯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驚得曠野草叢裡的野雞撲騰騰飛上藍天，遠處的村落裡，老鄉們在伸頭探腦地張望著。

柞樹林有一大片開闊地，當年日本人在這裡建了一個簡易的雙榆樹飛機場，廢棄的機場早已湮沒在荒草灌木中，機場周圍丘陵起伏，寬寬的呼蘭河由北向南切過荒原，帶著黑色的泥沙，流入松花江，河兩岸是密密扎扎的灌木叢。這裡就是哈軍工的野營訓練場。

奧列霍夫一上任就向陳賡建議建立野外作業場，陳賡把這件事交給李懋之，李懋之去省裡找李延祿副省長，這位當過東北抗日聯軍軍長的李副省長對北滿地形十分熟悉，他建議在柞樹林這塊地方建野營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