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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東軍區軍事科學研究室是成建制調動，全體人員和家屬282名分五批搬遷到哈爾濱，最後一批教授家屬們在黨伯印、江瑜等年輕研究人員的照顧下，於1953年春節前抵達哈軍工，她們幾乎都有生病的經歷。任新民的夫人虞霜琴一路上舟車顛簸，又不適應寒冷乾燥的東北氣候，一到哈爾濱就得了重感冒，又轉成併發胸膜炎，拖了半年才好。那是個人人爭先進的火熱年代，虞霜琴在哈爾濱一中教書，她瞞著同事和學生，帶病堅持上課，直到暈倒在講臺上，被人送回家。任新民的老母親住不慣，總想回南方。任新民為年邁的母親和體弱的妻子犯愁，他寬慰她們說：“慢慢會好的，要堅持下來啊！”為了兒子的事業，老母親不再提回南方的事。三年後，任新民奉調北京後，有人問起虞霜琴在哈爾濱三年生活的印象，她嘆口氣說：“別的什麼都好，就是這個冷呀，記得最清晰，那冬天的空氣好像凍住了似的，連呼吸都很困難。”

大部分的老教師以坐書齋、做學問為終身追求的生活方式，從內心深處講，他們並不願意到軍隊工作，俗話說“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再說，部隊是個處處講服從的地方，與“個人自由”、“獨立思考”這樣的概念是絕緣的，稍有閃失，弄個“軍法從事”可就完了，因此，老教師對部隊幹部抱著敬而遠之的態度，經過前兩年的思想改造運動，他們學會了謹言慎行，對軍隊的種種疑慮一般不說出口罷了。

儘快把老教師思想中的消極面轉化為積極面，幫助他們闖過“三關”，成了哈軍工政治部的主要工作任務。

1995年，82歲高齡的曹鶴蓀教授曾向採訪他的作家談及當年的心情：“哈爾濱的生活環境是我們完全陌生的，我們這批人絕大部分是江南長大的，另外一批人也以湖廣籍居多，大家很不習慣東北那種冬眠一樣的生活，屋內總是覺得缺氧。還有上海、杭州早上的新鮮蔬菜，菜農們在早市上吆喝著，家庭主婦們提著竹籃子討價還價，開啟窗子可以呼吸到溼潤清新的空氣。這些，在哈爾濱是見不到了，知識分子就這樣，好多小事一般人不注意，尤其軍隊的人看大事，打仗的事最大。可知識分子對於下不下雨啦，氣溫高低啦，空氣啦，早上的新鮮青菜啦，安靜的校園啦，等等，算不上動感情的事，也很在乎，而且成了我們動感情，思戀南方的引子。留在哈爾濱就得克服困難，特別是克服感情上的困難。

像這一類細小的事很多，打仗過來的部隊幹部也注意不到，就是注意到了，也簡單地說我們是‘小資產階級情調’。我活到今天，早過了知天命的年紀，我不認為這些是小事。軍人打仗是大事，教授們要個安安靜靜的環境，希望有個人的天地，順乎其心，學問精進也是大事。他們為了國家的需要才改變自己，強迫自己習慣哈爾濱。

但是，陳賡能理解和體諒我們，他讓我們這批人住進當時最好的房子，他自己卻住進簡陋的小平房，在他的影響下，很多部隊基層幹部睡地鋪，戰士就更艱苦了。陳賡禮賢下士，凡老教師來他必設便宴招待，問寒問暖。他是教師家中的常客。別看他腿部負傷，走路一瘸一拐，可他拄個柺棍成天在下邊轉，沒有閒的時候。哪個教師家的水龍頭不好使，下水道不通，暖氣不熱，牆上有霜，房子漏雨……他都知道，並親自打電話叫工程隊去修。有一次他對營房管理處的領導說：‘你要是給我凍壞了一個老教師，我可饒不了你！’……就為了這麼好的院長啊，我們所有的不愉快都不值一提，就為了這麼好的院長啊，我們也不能離開軍事工程學院啊。”

曹老先生的回憶正是當年老教師們內心感情世界情真意切的自白。事實上，絕大部分老教師戰勝了自我，在號稱“冰城”的哈爾濱奮力闖過了“三關”。

那天晚上，周明【溪鳥】飯吃得不多，心情不佳。他多年習慣吃夫人葉惠蘭燒的菜，那可是清淡爽口的粵菜呀，他心裡嘀咕著：“今晚廚師弄的什麼菜，不好吃！”他匆匆吃完，一推飯碗就上了樓。回到房間裡，點起一支香菸，靠著被子躺到床上。從敞開的小窗戶紛紛揚揚地飄進來片片雪花兒，他起身關上透氣用的小窗戶，自語道：“又下雪了。”他重又躺下來，隨手從枕頭下抽出一本英文原版的《應用力學》，心不在焉地翻閱著，突然從書中掉出一張小照片，那是小女兒興漢週歲時的全家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