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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社會主義”的大右派分子。

筆者實在不忍心摘錄當時哈軍工眾教授們批判楊仲樞和王連起的發言。斷章取義、故意曲解、落井下石、無限上綱，是當時全國反右鬥爭中揭批右派分子時的普遍現象，哈軍工也不例外。但是能責怪這些積極投身反右派鬥爭的讀書人嗎？面臨泰山壓頂的政治壓力，知識分子只有舉手投降的份，自己都處境危險，還顧得了別人？因此打起右派來都十分賣力氣。

在一片聲討聲中，有一位老教師始終一言不發，他就是副教授葉蔭庭。30多年後，葉教授說，領導多次督催我發言，我說自己耳朵聾，聽不清。可我心裡想，楊仲樞那些話，沒啥大錯，硬往右派上打，荒唐啊。

8月8日的《工學》報上，一篇《向張述祖副部長進一言》的文章點燃了圍剿張述祖的戰火，署名作者雖然是一個並不認識張述祖的二系學員，但誰都知道，這是學院反右領導小組的戰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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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整風鳴放　楊仲樞直言惹禍端（5）

儘管7月3日張述祖就在教授座談會上明確表態，堅決和右派分子劃清界限，並開始檢查自己6月6日的發言。接著從7月6日起到11月24日，連續做了五次深刻的檢查，但無濟於事，右派分子的帽子就像法海收拾白娘子的金缽，無情地緊緊罩在他的頭上。

當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著名學者聶紺弩有個描寫反右的名句：“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椎心坦白難。”

筆者細讀了張述祖教授寫下的那數萬字的檢查，可以看到這位老教授當時如何想脫胎換骨，抽筋剝皮，剖心割膽，窮盡一切詞彙來表達自己對黨的懺悔和忠心，甚至做對了的往事他也去違心地檢討一番。例如，張述祖在建院初期，以陳賡和其他院領導為榜樣，自覺地住進簡陋的小平房，這件事並不錯，他在檢查中，卻說這是“脫離群眾”的錯誤。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中，正直的知識分子不得不無奈地自我醜化，自我作踐。

當第一場大風雪把哈爾濱帶進嚴冬的時候，張述祖家中一片愁雲慘霧。面容憔悴的張述祖已經多日吃不下飯，反右鬥爭使他一下蒼老了許多，他把幾個孩子都叫到跟前，嗓音嘶啞地說：“爸爸犯了錯誤，看來學院決定把我劃成右派分子，以後我不能再當教授了。”

老伴陳德華忍不住哭泣起來，小女兒希秦見媽媽哭了，也“哇”的一聲大哭起來。

張述祖連忙說：“別哭呀，聽我說。爸爸是農民出身，小時候就會種田，一旦學院不用我了，我打算回老家種田去，你們要有個思想準備才好。”

孩子們都低著頭，誰也不吭聲，自從父親挨批後，他們看盡了別人的冷麵白眼，自己覺得掉進了萬丈深淵，還能說什麼呢？

看看全家人一片靜默，張述祖擺擺手：“都去學習吧！”

哈軍工的反右派鬥爭，鬥出個死硬的大右派分子，此人叫王維一，是圖書館的少尉助理員，他的主要右派言論是“否定哈軍工肅反運動的成績”，他公然說“人民民主民怕主”，於是成為眾矢之的，各個系都要求和王維一當面辯論。這位仁兄真是不含糊，豁出去了，他整天騎個破腳踏車，身後背上一個小牌子，上寫“我是王維一”，哪兒找他辯論，他就去哪兒辯，一個人要舌戰成百上千的辯論者，最大的一次關於肅反問題的辯論大會整整開了9天。

1957年7月25日，《人民日報》第二版刊登一條訊息，題為《軍事工程學院舉行肅反問題辯論會——駁倒反對肅反的王維一》這大概是哈軍工反右鬥爭時惟一在中央一級大報上登載的稿件。

像王維一這樣在肅反中被鬥錯的人，對肅反心懷不滿，鳴放時態度偏激，大放厥詞，攻擊黨的方針政策，又和群眾嚴重對立，死不認錯而當了右派，在哈軍工是極少數，絕大多數被打成右派的人不過是因為幾句話或者與頂頭上司有些矛盾、給支部書記提過意見而已。

到了1957年底，全國的反右派鬥爭早已大獲全勝，似乎該鳴金收兵了，哈軍工也開始第三階段的整風，3萬份大字報標誌著人們的政治熱情，人們按院黨委的要求，給領導提意見。12月底，軍委下令調劉有光赴京任五院政委，翌年春，謝有法政委走馬上任。不久，反右運動又起新的高潮，名曰“反右補課”，於是，本來沒有事兒的年輕人便一個接著一個被“補”成右派。

毛煥曾是炮兵工程系207教研室的技術員，少尉，1955年從南京雷達學校畢業後，因成績優秀，被分配到哈軍工，那時候他才21歲，儘管祖父和不少親戚都在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