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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雖來不及寒暄,但一瞬間對視的眼神,就足夠讓雙方心領神會。
2月29日,哈軍工召開第一屆科學技術研究會議,檢閱一年多來各單位的科研成果,交流科學研究的經驗。參加會議的除各級領導幹部、蘇聯專家、教學骨幹、優秀學員外,總政機關和哈工大等兄弟院校也派來了代表。
3月1日,滿面紅光的徐立行代表院黨委做了長篇報告,他在報告中指出,學院的任務是培養軍事工程幹部,發展軍事技術思想。學院起著洪爐的作用,她應教育和培養出中國人民解放軍所需要的專家。軍事工程學院應當成為軍事技術思想的研究中心,推動軍事技術的發展。學院在1955年,才開始制定科學研究工作計劃,從計劃本身來看,也說明學院的科學研究工作還在起步階段。黨中央提出在12年內使我國最急需的科學技術部門接近世界先進水平的任務,學院全體科學工作者不僅感到振奮、鼓舞,同時也感到責任重大。
徐立行批評了學院科研工作中存在的兩個問題:一是部分教師缺乏向現代科學進軍的熱情;二是閉關自守,與各軍兵種部隊、國防研究部門及生產單位缺少聯絡。他要求廣泛發動全院教師參加科學研究,並準備學位論文,制定全院科學研究五年規劃,建立科學獎勵制度,指導學員開展科學研究,改善科學研究的物質、技術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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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進軍科學 哈軍工貫徹八大路線(2)
徐立行的報告,代表了哈軍工領導班子的集體智慧,在中國向科學進軍的長征中,作為軍事科技發展中心的哈軍工當之無愧是當時全國高等院校的排頭兵。
經過院、系兩級的嚴格推選,從全院教師的論文中精選出21篇,有20位教師登臺宣讀這些專題論文,莊逢甘一個人就有兩篇。這21篇論文代表當時哈軍工的最高學術水平。數十年後,從這20位教師中走出來不少兩院院士、著名教授和博士生導師。
科技研究會開得熱烈而緊湊,成為全院人員關注的焦點,在哈軍工,“向科學進軍”可不光是喊喊口號,而是全院上下的實際行動。
3月底,學院召開第二次黨代表會議,專門傳達中共中央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的精神,劉有光代表院黨委做專題報告。
劉有光一到哈軍工就把政治部日常工作交給張衍主持,他自己則學著陳賡的樣子,每天鑽進知識分子當中,自稱是“炒菜的大師傅”,為知識分子服務,所以要講知識分子的工作,他是最有發言權的。
劉有光首先總結了建院以來貫徹知識分子政策的經驗和教訓:“……由於軍隊幹部缺乏與高階知識分子共同工作的經驗,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新的問題,雖經陳賡同志再三指示與親自工作,但有些幹部起初對高階知識分子的看法仍有一種片面認識,如將複雜經歷問題與政治問題混同看待,忽視他們在全國解放後的變化與進步,對他們在國防科學技術方面的重要作用估計不足。因而往往對他們黑暗面看得多,光明面看得少,看缺點是具體的,看優點是抽象的,這表現在對教授欠尊重,欠信任,錯誤地認為這些‘舊人員’是反動、落後的,‘待遇過高’的,並以‘主人’‘家長’的身份自居,視教授為招聘來的教書先生,對他們存在‘利用觀點’。在教員方面,則看不慣軍隊生活作風,懷疑能否發揚其業務能力,抱著‘合則留,不合則去’的態度,如有的教員來時不帶家屬,想看看再說,存在‘做客’思想。因此軍隊幹部與無軍籍的教師中自然形成了一種界限。”
劉有光是坦誠的,他如實講出幾年來哈軍工貫徹知識分子政策中的“左”的偏差,他把自己的心交給了知識分子,與會的教授、講師們都頻頻點頭,心中受到深深的觸動。
劉有光又談到知識分子的生活待遇問題,他說,在實行軍官薪金制之後,知識分子的工資顯得偏低。現在我院教授的平均收入每月約元,只相當於一個正團級軍官的收入;副教授每月平均收入約167元,比不上準團級軍官的收入;講師每月平均收入約109元,比不上一個副營級軍官的收入;助教每月平均收入約63元,只相當一個正排級軍官的收入。為此,全院決定進行統一調整,並建議軍委考慮對參加國防軍事技術的高階知識分子的工資標準可否適當提高,以資鼓勵其積極參加國防建設事業。
只需提及劉有光報告中的這兩個部分的內容就足夠了。在周恩來大聲疾呼“中國的知識分子問題”之後兩個月,在千里冰封的北國,是哈軍工這所軍隊大學,在全國高校中率先起而響應,認真具體、實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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