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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陳賡生前最後一次在大操場上為全院同志做報告。

臨走的時候，陳賡又去看看小平房的那些老鄰居們，他問唐凱的夫人鄒光：“高興吧？老唐扛上大牌牌啦！”

鄒光抿著嘴樂：“高興！他從瀋陽授銜回來，我們倆特地騎上腳踏車，到江沿兒轉了一圈！我還為他照了一張紀念照呢！”

“給我看看！”陳賡興致上來，馬上向鄒光要照片看。他拿著唐凱坐在家裡的照片端詳了一陣，笑道：“很漂亮嘛！像個大明星！哎呀，我還沒想到你鄒光還是個攝影家呢！”

陳賡把喜慶和幸福留給了哈軍工，他又冒著寒風匆匆回北京了。

1955年秋天的授銜，有個讓軍中知識分子感到困惑的問題：政工幹部和軍事指揮幹部的肩章是金黃色的，人們稱為“黃牌牌”；技術幹部，如教員、醫生等，則是乳白色的，人們稱為“白牌牌”。不知道當時為什麼要把這兩個常常心存芥蒂的群體分成不同顏色的肩章。

當慶賀授銜的晚宴曲終人散之後，不少細心的“白牌牌”們小聲嘀咕：“白牌牌不如黃牌牌，級別明顯低一截。”

這可能有根據，因為龐大的助教隊伍和學員中的部隊調幹學員，大多是少尉和中尉。

雷達教員李均來哈軍工前是華北軍區雷達兵正排級幹部，她本應授予中尉或上尉，但當時只授予少尉軍銜。

可彭啟超的授銜就更特殊了，彭德懷關照過陳賡，他要壓低侄子的級別。抗戰時參加革命的彭啟超，當年保衛延安時曾任副團長，最起碼應該授予大尉軍銜，卻只授了一箇中尉，全院為之譁然，唉，誰讓他是彭元帥的親侄兒呢！

史實證明，哈軍工院、部、系各級領導幹部的軍銜基本上是合適的，絕大多數帶“黃牌牌”的政工、軍事幹部，也基本滿意。當然，也有個別級別偏低的。但是對帶“白牌牌”的技術幹部，特別是助教一級，確有“就低不就高”的傾向，當時，院黨委忽略了技術幹部軍銜偏低的問題。不久，來自教員隊伍的抱怨聲傳到了劉居英和劉有光的耳朵裡，在黨委會上議論這一問題時，委員們的統一意見是：根據國防部對高階知識分子評定軍銜的指示，為了提高廣大教員的工作積極性，應該適當提高他們的軍銜。會議提出“一般按教銜定軍銜，宜高不宜低；無教銜或有教銜而不能恰當反映本人當前學術水平者，則按國家教銜條例和審查教銜的辦法衡量”。

徐立行和張衍建議劉居英和劉有光專程去北京向陳賡院長彙報此事。1956年春，劉居英和劉有光去北京見陳賡。

“這個問題要解決，”陳賡聽罷彙報，揹著手在辦公室裡踱著步子，明確地說：“我們是大學，知識分子幹部的軍銜要適當高於工農幹部。去年冬天我回北京，正好戴其萼去空軍開會，和我乘一節車，他也提過這個意見。新中國成立前已經大學畢業，一解放就參軍的知識分子，只給授個少尉或者中尉，是偏低了，我看助教一級要授上尉。我們要為教員們爭一爭，特別要給老教授們授銜。我馬上找宋任窮談談。羅帥有病，此事就不要打擾他了。”

幾天後，劉居英和劉有光去見宋任窮，宋任窮態度明朗：“我們全軍就軍工這麼一所高階軍事科技大學，教員軍銜評低了，會影響教學呀，應該調整。”

“是否過渡一段時間再調整？會不會對全軍其他院校有影響？”劉居英委婉地試探著問，他害怕別人批評軍工是“軍老大”，鬧特殊。

“今年春天就調整，”宋任窮斷然道：“你們誰備個方案吧。”

幾個月後，劉居英帶著秘書李木，拿著軍銜調整方案和名單再次進京，向總政甘泗淇副主任詳細彙報，逐一落實，最後得到總政幹部部的批准。

哈軍工調整技術幹部軍銜的訊息在總參傳開了，總部機關的技術幹部反應強烈，要求總參也學哈軍工。陳賡勸阻這些總參的書生們：“情況不一樣啊，同志們，全軍只能照顧一所大學，口子不能開得太大。”

1956年7月21日，哈軍工在王字樓禮堂舉行教師入伍宣誓暨授軍銜儀式，劉居英代表國防部宣讀國防部長彭德懷簽署的兩個命令：國銜軍字第三七一號命令：授予梁守槃等20名軍官軍銜；國銜軍晉字第十八號命令：莊逢甘等10名軍官軍銜晉級。

空軍工程系空氣動力學教授會主任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