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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榜正義、勇氣、仁慈、守禮、真誠、榮譽、忠誠及自我剋制等德行。武士不但苛求自己，也苛待自己。他們相信，安適的生活足以使人墮落。武士道視名譽為人生的追求，輕生死，重承諾，受辱則“事仇討”（尋仇殺人），謝罪則“切腹”，對自己的良心要負起“恥”的責任。

日本人的個性普遍具有極端和強烈的特點，往往在溫和與激進之間遊移，而武士道文化雖然處在激進這一側，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被要求風花雪月和附庸文雅。也正是這種武士道精神早就了日本人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佈，忠貞而又易於叛變，勇敢而又懦弱，狂熱而不後悔的性格特點。

美國著名女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對日本人性格用《菊與刀》這本書加以概括（“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徵），而這個書名便象徵了日本人極端矛盾的兩種稟性和價值觀。在這種民族性格中，“好鬥黷武、倨傲自尊、頑梗不化”等習性，無不深深地打著武士文化的烙印。在日本，作為道德體系的武士道，是所有上流階層日常生活中普遍的信條和實踐，包括茶道、柔道、切腹、在草蓆上俯伏和在街道上鞠躬行禮、佩刀和交往的禮法、技藝動作的規矩等等，無不納入於武士道的範疇之內。而在日本流行著“開花當開櫻花、做人當作武士”的俗語，更是充分體現了日本人的國民性。

武士精神的本質在於極端和強烈，追求一步到位的作風，轟轟烈烈和平淡如水都是武士道的外在表觀。武士道最核心的就是格外重視“名譽”，對武士而言，名譽比生命更重要，如果需要死便去擔當決不苟且偷生。武士之所以為了維護自己的名譽而不惜生命，是因為日本作為島國地域狹小，沒有任何迴旋的餘地，因此武士們遇到了問題只能像過了河的卒子一樣拼命向前。在這樣的情況下，恐怕對於恥辱的體驗，沒有任何一個民族能夠和日本相比。

其實作為武士行動楷模的卻是中國的志士，武士們格外推崇南宋的忠臣，因此能夠像文天祥那樣在大義面前選擇殺身成仁和捨生取義是武士們最正常的反映。甚至在尚未廢除“（武）士農工商”等級制度，實現“國民國家”之前，也就是說在實行明治維新之前的日本，很多武士在衝向對方陣地或戰敗自殺時，都喜歡高詠文天祥的不朽詩篇“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江戶時代的日本學者淺見絅斎在曾經《靖獻遺言》中列舉了八位“本朝武士之鑑”：屈原、諸葛亮、陶淵明、顏真卿、文天祥、謝枋得、劉因、方孝孺，這八個人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尊皇忠君思想和個人修為，絕對不計較自身利益。

日本躋身西方列強行列，主要是透過引進西方技術形成強大的製造能力實現的，明治維新的基本理念就是要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業革命經驗，建立並強化日本的工業基礎，精神則大抵上是傳承了武士道，摒棄的僅僅是亞洲概念，異質文化間的錯亂感並不是歷史的主流。即使1892年以後，作為一個階層的武士不復存在，但是本來只屬於武士階層的“武士道精神”卻被全體日本人所繼承。

武士道以無限“忠誠”為第一要素，對他人和他族生命絲毫不加以尊重，一旦與高層的邪惡結合，往往就會造成大規模的血腥。而歷來習慣於自上而下思維的現代武士們（所謂的右翼分子）則將一切歸結為忠實的愛國，雖然他們的這種所謂武士道精神實際上帶來的更多是負面影響。

現在的日本黑道中，雖然年輕人崇尚武士道精神的已經大大減少，但是在幾個大的暴力團中仍然盛行。龜田柱一向崇尚武士道精神，也正是因此，我才沒有想到他會背叛。而一旦加入暴力團，不再顧及家人就應該是必須做到的事情，這就讓我更是難以相信龜田柱竟然因為父親被挾持而背叛。

不過既然事情已經發生了，除了死恐怕我不能給龜田柱其他的路走。不僅僅是要以此作為榜樣來警示其他人，還因為不能讓自己錯殺小林覺的事情被手下知曉，否則人心向背會更加不可預料。

切腹是最能體現武士勇武、堅忍和犧牲精神的表現，因此我才會讓龜田柱這樣死，以此來表示我已經原諒了他的背叛。龜田柱似乎也對我能夠讓他切腹十分的感動，恭恭敬敬的拜了拜我，然後一臉虔誠的用衣服裹住了那把短刀。

一個武士完成切腹自殺的程式猶如茶道一般講究，不但要沐浴淨身，還要請助手在切腹完成後執行斬首的任務。在自己用刀切割腹部時，刀法要嫻熟準確，不能出聲喊叫，神態要安詳從容，而且不能扭動掙扎，姿勢要始終保持正襟危坐的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