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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了一種幾乎是頭暈眼花的影響。

1870年，張伯倫15歲的時候落在一個名叫奧托·孔策的傑，＇105＇　出家庭教師的手裡，孔策是個最最普魯士化的普魯士人，在他擔任家庭教師的4　年中，他把英勇尚武、戰無不勝的普魯士式的武功和一一顯然沒有想到兩方面的尖銳對照一一貝多芬、歌德、席勒、瓦格納那樣的藝術家和詩人的傑作深深地打入了張伯倫敏悟的心靈。張伯倫19歲的時候瘋狂地愛上了安娜·霍爾斯特，她也是個普魯士人，年紀比他大10歲，同他一樣，也極其神經質。

1882年他27歲的時候，離開了在那裡曾經埋頭3　年，研讀過哲學、自然史、物理、化學、醫學的日內瓦，到了拜羅伊特。在那裡，他遇見了瓦格納，據他說，後者成了他生命中的太陽。他還遇見了作曲家的妻子考西瑪，他在此後一生之中，一直對她保持了熱情的、奴隸般的忠誠。1885年，他同當時已成了他的妻子的安娜·霍爾斯特一起，到德累斯頓去住了4　年，從這一年起，他在思想上和語言上成了一個德國人。1889年他到維也納，在那裡住了10年，最後在1909年又回到拜羅伊特，一直住到1927年去世。他在1905年同他原來崇拜備至的普魯士妻子離了婚：當時她已60歲了，在精神上和體質上都比他病得更嚴重（據他說，他因為不得不分居而極感痛苦，幾乎發瘋）。3　年後，他娶了愛娃·瓦格納為妻，在瓦恩弗雷德附近定居下來，因為在那裡他可以就近照顧他的岳母，受尊敬的和意志堅強的考西瑪。

張伯倫是個非常敏感的神經質的人，神經官能症常常發作，據說他能看到惡魔，這些惡魔往往無情地驅使他從事新的方面的研究和繼續不斷的寫作。一個接著一個的幻象驅使他從研究生物學改為研究植物學，又改為研究藝術、音樂、哲學、傳記、歷史。有一次，在1896年，他從義大利回來，在一個惡魔的驅使之下，他中途在加爾頓下了火車，租了一間旅館房間，關起門來有8　天之久，放棄了他原來想寫的關於音樂的文章，而緊張地寫了一篇生物學論文，終於得到了從此以後貫穿在他的全部著作中的中心思想的萌芽：種族和歷史。

不論他有什麼樣的缺點，他的思想的天地確是極為廣闊：文學、音樂，生物學、植物學、宗教、歷史。政治，無所不通。正如讓·雷勒所指出的，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有一種深刻的靈感的一致，這些著作的前後一貫性極為突出。由於他自己覺得受惡魔的驅使，他的有關論述瓦格納、歌德、康德、基督教義和種族的著作，都是在一種可怕的熱病襲擊下，一種真正的神志昏迷的狀態中，一種自我陶醉的境界中寫成的，因此，據他自己在自傳《生活的道路》（《Ｌｅｂｅｎｓｗｅｇｅ》）中所說，他常常認不出這些東西是他自己的作品，因為它們超過了他所預期的程度。神經比他正常的人後來推翻了他的種族理論和他的許多歷史見解，而且在埃德蒙·凡爾梅爾這樣一位法國日耳曼學家看來，張伯倫的思想基本上是“賣膏藥的”，但是在希特勒的傳記作者、反納粹的德國作家康拉德·海登看來，雖然張伯倫的種族學說所造成的影響使他［106　］深感遺憾，張伯倫仍然“是德國思想史上具有最驚人的才華的人之一，是知識和深刻思想的一個寶庫”。影響德國思想最深刻的作品，使得威廉二世大喜若狂和為納粹黨人提供了種族謬論的作品，是張伯倫1897年4　月1日到1898　年10月31日之間的19個月時間中在維也納在他的一個“惡魔”驅使下寫的一部長達1200頁的鉅著《19世紀的基礎》（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ｓＮｅｕｎｚｅｈｎｔｅｎ　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ｓ）。這部著作是在1899年出版的。

同張伯倫所欽佩的戈平瑙一樣，張伯倫發現，歷史的關鍵，的確也可以說文明的基礎，在於種族。要了解19世紀，也就是說當代世界的現象，人們必須首先要考慮二下古代的遺產。張伯論認為，古代的遺產有三：希臘的哲學和藝術、羅馬的法律、基督的人格。遺產的承受人也有三個：“兩個血統純粹的種族”猶太人和日耳曼人，以及地中海一帶的雜種拉丁人——張伯倫稱他們為“各種民族的大混雜”。只有日耳曼人才配繼承這份光輝的遺產。

不錯，他們在歷史上出現得很遲，到13世紀時才出現。但是就在這以前，他們已滅亡了羅馬帝國，這就證明了他們的價值。他說：“有人說，野蠻的條頓人造成了所謂‘中世紀的黑夜’，這種說法是不確實的。相反，這個黑夜是垂死的羅馬帝國所造成的人類不講種族的大混雜在思想上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