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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刻走在去西山七號別墅的林間小道上，胡維風對任令羽的出局多少有些得意。印度洋的很多情況的發展完全在他的計算之中，中央軍委對他倚重在今夜或許將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作為一個新時代的中國軍人，胡維風和任令羽同樣成功。

雖然他不曾象任一樣，曾站在聚焦燈下面指揮千軍萬馬去碾碎共和國的敵人，但不可否認在中國軍隊職業化的程序中，他、胡維風曾起到過不可替代的作用，從濟南軍區的一個小小的師級幹部平步青雲進出中央領導的視線，胡維風確有他的過人之處。

但是在他的軍旅生涯中，一種莫名的慾望卻在不斷的推動他進入一個他本身所不願成為的角色。如果戰爭是政治的延續，那麼軍人的身上註定將攙雜著相當多的政客的成分。胡維風喜歡政治，這一點是他與任令羽最大的不同，也註定了兩個人將走上兩條不同的道路。

在很多後人的著作中都會將中國政府對戰爭前期的反應遲鈍歸結為中國政府對印度在馬六甲的軍事集結一無所知，或者對印度的戰爭決心心寸僥倖，但實際上這一切卻應該說與事實相去甚遠。

中國政府早在印尼的戰事結束之前便了解到了印度對馬六甲地區的權利訴求，而且是透過印度政府正規而又秘密的外交渠道。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很多問題其實並不象普通百姓們想象的那樣涇渭分明。

印度甚至將集結在安達曼—尼科巴群島、班加亞齊地區的兵力完全的展示在中國政府的面前：印度在謀求一種與中國共同瓜分東南亞地區的可能，而這一切無疑是建立在強大的力量之上的。戰爭或者妥協，這是擺在中國政府面前無可迴避的問題。

西山七號別墅與大多數人所想象中的權利中心相比，顯得太過普通和樸素一點。它的歷史甚至已經超過了胡維風的年齡，在這裡或許積澱了共和國曆史上的許多精彩，但是除了當時當事的見證人之外，外人並不得而知。今天東亞歷史的車輪將再次在這裡轉向。

門口矗立著的警衛並不認識姍姍來遲的胡維風，但是一種職業的敏感令他對這位並不熟悉的首長報以淡到恰到好處的笑容。在平時胡維風並不在意這種忽如其來的熱情，但今天這卻無疑是一個不錯的兆頭。胡維風禮貌的衝他點了點頭，自信的走進七號別墅的大門。

中國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胡維風都並不陌生，在中國國家軍委成員中，主席胡建華並不是職業軍人，主要負責軍隊的發展戰略和重要人事任命，軍委中真正握有實權的職業軍人是國家軍委副主席“三駕馬車”：

國防部長郭偉雄上將、總參謀長曹陽上將和總政治主任徐才德上將。在其後則是國家軍委委員：國防部副部長吳輝上將，副總參謀長梁烈上將、總後勤部部長廖狄中將和總裝備部部長李繼光中將。

應該說這是一個相對平衡的團隊。軍委的主要分工為：

郭偉雄上將、吳輝上將負責軍委的日常工作，包括重要軍事演習和制定作戰計劃；

曹陽上將、梁烈上將主要負責重要軍事演習和制定作戰計劃；

廖狄中將、李繼光中將則負責軍隊裝備和科研，包括武器裝備的進出口；

徐才厚負責幹部考核和軍隊宣傳工作。

但是胡維風卻明白這一穩定的局面並不能維持多久。國防部和總參謀部之間的矛盾正日益明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國務院領導和管理國防建設事業。

國務院設立國防部，一切需要由政府負責的軍事工作，則經國務院作出相應決定，透過國防部或以國防部的名義組織實施。

但是自普魯士軍隊於1785年開始設立參謀部以來，這個組織正日益成為軍隊的靈魂：貫徹執行最高統帥和國防部長的命令、指示，蒐集和提供情報，擬定和組織實施戰略戰役計劃和動員計劃，指揮並協調各軍種、備戰區及各種武裝組織的作戰行動。

有的總參謀部還負責擬定和組織實施武裝力量建設計劃，掌管軍隊的組織建設、裝備計劃以及軍事訓練、行政管理等事務。這就形成了軍隊中國防部與總參之間不可調和的權利劃分之爭，在中國這一問題甚至可以追溯到建國之初彭德懷元帥和粟裕大將的衝突。

而在本屆中央軍事委員會中，由於對中國軍隊建設未來道路的分歧，這一衝突顯得更為明顯。而此刻胡維風更明白自己作為濟南軍區的副司令員列席參加此次軍委擴大會議的意義所在。

“……在此次國防軍協助印尼林光昭政府平息國內叛亂的軍事行動，我軍充分發揮了排除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