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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特勒看來，泛日耳曼黨最嚴重的錯誤還是在於它未能喚起群眾，甚至未能瞭解普通人民的心理。從他重複說明他年紀剛過21歲就開始在心中出現的思想的話中，我們可以看到，在他看來，這是一個最嚴重的錯誤。

他在建立自己的政治運動時不能犯這個錯誤。

泛日耳曼黨還有一個希特勒不想犯的錯誤。那就是它未能爭取到國內有勢力的、地位確立不移的機構當中至少某些機構的支援——如果不是教會的話，至少也是陸軍，或者內閣，或者國家元首。這個青年明白，除非得到這種支援，否則，任何政治運動都很難——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取得政權。

希特勒在1933年＇24＇決定大局的1　月裡狡猾地騙取到的，正是這種支援，而且也完全靠這種支援，他和他的國家社會黨才有可能接掌一個偉大國家的統治權。

在希特勒的維也納時代，只有一個政治領袖，除了瞭解在群眾基礎上建黨的必要性之外，也瞭解這一點。那個人就是維也納市長。基督教社會黨的領袖卡爾·盧格博士，他成了希特勒的最有影響的政治導師，雖然兩人從來沒有碰過面。希特勒一直把他看成是“歷代最偉大的日耳曼市長？？比所有當代的所謂‘外交家’都更偉大的政治家？？如果卡爾·盧格博士當初活在德國，他就會置身於我國人民偉大的思想家之列”。

當然，日後的希特勒同維也納下層中產階級的這個身材魁梧、性格率直、態度溫和的偶像很少相似之處。不錯，盧格作為一個在心懷不滿的小資產階級中間進行活動，並且像希特勒後來那樣利用高漲的反猶情緒作為政治資本的政黨的領袖，當時成了奧地利最有勢力的政客。但是出身低微、靠了半工半讀才讀到大學畢業的盧格，卻是一個在學識上有相當造詣的人。他的敵人，包括猶太人在內，都願意承認，他秉性高尚俠義、慷慨大度。當時在維也納成長的奧地利猶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也證明，盧格從來沒有由於他在公開場合的反猶態度而不肯幫助猶太人或者對他們態度不友好。茨威格追述說，“他的市政管理非常公正，甚至是民主的典型？？在這個反猶政黨取得勝利的時候曾經心驚膽戰的猶太人繼續過著像過去一樣享有權利和受到尊重的日子”。這卻不是年輕的希特勒所喜歡的。他認為盧格太大度了，不夠重視猶太人這個種族問題，他對於市長未能擁護泛日耳曼主義感到不滿，對於他的羅馬天主教教權主義和他忠於哈布斯堡王朝的態度是否得當感到懷疑。老皇帝弗朗茲一約瑟夫不是兩次拒絕批准盧格當選為市長嗎？

但是最後希特勒還是不得不承認這個人的天才，這個人知道怎樣贏得群眾的支援，瞭解現代社會問題和宣傳與口才在左右群眾時的重要性。對於盧格對付有勢力的教會的手腕，希特勒只有佩服的份兒——“他的政策訂得極其精明狡猾”。最後還有一點，盧格“善於利用一切現有手段來爭取地位已確立不移的機構的支援，以便能夠為他的運動從這些既有的權力來源方面取得最最有利的條件”。

這一段話簡單扼要地總結了希特勒日後用來組織自己的政黨和引導它在德國取得政權的思想和手段。他的獨到之處在於他是右派政客中唯一的一個人把這種思想和手段應用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政局。就是在那個時候，納粹運動（在所有民族主義和保守的政黨中就只有它）取得了廣泛的群眾的擁護，在這以後，又取得了陸軍、共和國總統和大企業聯合會這三個有很大權力的“地位已確立不移的機構”的支援，終於取得了德國總理的職位。在維也納汲取的教訓，結果證明的確是很有用處的。

卡爾·盧格博士是位傑出的演說家，泛日耳曼黨卻沒有善於詞令的演說家。希特勒注意到了這一點，在《我的奮鬥》中大大強調了演講術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

在歷史上推動最偉大的宗教運動和政治運動的力量，從遠古時候起，一直是說話的神奇力量，而且也僅僅是說話的神奇力量。

只有靠說話的力量才能打動廣大的人民群眾。所有偉大的運動都是人民運動，都是人類熱情和感情的火山迸發，它們不是由殘酷的窮困女神就是由投在群眾中的語言的火把所觸發的；它們不是詞章學家和客廳英雄的檸檬水似的清談。

年輕的希特勒雖然沒有實際參與奧地利的政治，但是已經開始在維也納的窮客棧、施粥站、街頭巷尾的聽眾面前練習他的演講術了。這種技巧後來發展成為（作者可以作證，他後來聽了希特勒好幾十次最重要的演講）一種在兩次大戰之間德國無人能望其項背的才能，而且對他的驚人成功起了很大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