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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了這一點。

沒有清洗司法系統是另一個致命錯誤。司法當局成了反革命的中心之一，濫用法律來為反動的政治目的服務。“不可能逃避這樣的結論，”歷史學家弗朗茲·Ｌ·紐曼說，“政治審判是德意志共和國生命史上最黑暗的一頁。”

1920年發生卡普政變後，政府對705　人提出叛國罪起訴，只有1　個人即柏林警察局長受到了判決——5　年“光榮監禁”。普魯士邦不發給他年金時，最高法院還下令照舊發給。德國某地的一個法院在1926年12月裁決，要發給卡普政變軍事首腦馮·盧特維茨將軍積欠的年金，包括他在反叛政府的時期和他逃匿在匈牙利躲避法律制裁的5　年期間的年金。

而另外一方面，成百上千的德國自由主義者卻以叛國罪被判長期徒刑，只是因為他們在報上或演講中揭露了或譴責了陸軍不斷違反凡爾賽和約的行為。對於共和國支持者，無情地應用了叛國罪法律，但是對於那些企圖推翻共和國的右派，卻不是無罪釋放，就是隻判以最輕的判決，這一點，阿道夫·希特勒很快地就＇61＇看到了。甚至暗殺兇犯，只要是屬於右派，而被殺者屬於民主分子，也得到法院的寬大對待，或者得到陸軍軍官和右翼極端分子的幫助，逃出法院的拘押，這種情況是屢見不鮮的。

因此，只剩下溫和的社會黨人，在民主分子和天主教中央黨人的協助下，獨力支撐這個誕生以後就搖搖欲墜的共和國。他們受到了反對者的痛恨、咒罵，有時是子彈的襲擊，這些反對者為數日眾，決心日堅。“在人民的心中，”

以《西方的衰亡》（《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ｉ》）一書聲名鼓譟一時的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叫嚷道，“魏瑪憲法已註定要死亡了。”在南部的巴伐利亞，年輕的煽動家阿道夫·希特勒理解到民族主義的、反民主的、反共和的新浪潮的力量。他開始駕馭這一力量。

時局對他幫了很大的忙，特別是這兩件事：馬克的貶值和法國的佔領魯爾，我們前面已經談到，馬克在1921年開始貶值，和美元的比價跌到75：1　，次年跌到400：1　，1923年年初跌到7000：1。在1922年秋天，德國政府已經要求協約國暫緩償還賠款。法國的普恩加費政府斷然拒絕。當德國不能交付木材時，在戰時曾任法國總統的這位頭腦死硬的總理命令法國軍隊佔領魯爾。在上西里西亞割讓給了波蘭以後，德國的這一煤鋼產量佔全國4/5　的工業心臟，如今就同德國其他部分隔絕了。

這個對德國經濟起癱瘓作用的打擊使德國人民暫時團結起來，而自從1914年以來，他們還從來沒有這樣團結過。魯爾的工人宣佈舉行總罷工，並且得到柏林政府的經濟支援，後者號召進行消極抵抗。在陸軍的幫助下，組織了破壞活動和游擊戰爭。法國以逮捕、驅逐出境、甚至死刑來對付。但是在魯爾，沒有一架機器的輪子轉動。

對德國經濟的扼殺，加速了馬克的最後崩潰。

1923年1　月佔領魯爾的那一天，馬克對美元比價跌到了1。8　萬：1　，到7　月1　日，跌到了16萬：1　，到8　月1　日跌到了100　萬：1　，到11月，希特勒認為他的時辰來到時，馬克跌到了40億比1　美元，此後，數字就以兆計了。

德國貨幣成了毫無價值的廢紙。工資薪水的購買力等於零。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一生積蓄都蕩然無存。但是遭到毀滅的還有更加重要的東西，那就是德國人民對德國社會的經濟結構的信任。德國社會歷來竭力鼓勵儲蓄和投資，並且莊嚴地保證這種儲蓄和投資能夠得到萬無一失的報償，結果卻自食其言，這樣一個社會的標準和行為還值得相信嗎？這不是對人民佈下的大騙局嗎？

這場災禍不是應該怪那個向敵人投降和接受賠款重擔的民主共和國嗎？

對其本身的生存頗為不幸的是，共和國的確要負一份＇62＇責任。通貨膨脹本來是可以靠平衡預算來制止的，儘管平衡預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也不是辦不到的。適當增稅本來可以實現預算平衡，但是新政府卻不敢適當地增稅。說到底，1640億馬克的戰爭費用也一點不是靠直接徵稅來籌措的，其中930　億馬克靠發行戰時公債，290　億馬克靠金庫券，其餘靠增發紙幣。共和國政府不但沒有對有力量的人大大增加稅額，反而在1921年削減了他們的稅額。

從此以後，在大工業家和大地主的教唆下，政府有意讓馬克崩潰，為了使國家能夠逃避公債，免付賠款，在魯爾跟法國搗蛋。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