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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考慮得更少。

共和國借了外債，用來償付戰爭賠款和擴大它約龐大的社會服務，這種社會服務成了全世界的典範。各邦，各大小城市也借了外債，不僅從事必要的建設，也從事飛機場、戲院、運動場、豪華的游泳池的建築。在通貨膨脹期間輕易償清了債務的工業部門，也借了數以十億計的外債來更新裝備和把生產過程合理化。工業產量於1923年跌到1913年的55％　，到1927年增加到122％。　失業人數在1928年是戰後第一次跌到了百萬以下——65萬人。那一年零售額較1925年增加了20％　，次年實際工資達到了比4　年前高10％　的數字。下層中產階級，也就是希特勒要從那裡得到群眾支援的千百萬小店主和低薪階層，在這次普遍繁榮中也分得了一杯羹。

我個人對德國的瞭解也是在這些日子裡開始的，我當時駐在巴黎，偶爾也去倫敦；當時美國正處在卡爾文·柯立芝總統治下＇118＇　的令人難以置信的自滿和空虛的時代，對於一個能夠逃避這種環境而感到欣喜的美國青年來說，這兩個首都固然有其令人神往之處，但是同柏林和慕尼黑相比，就不免略為遜色了。當時德國正處在沸騰的氣氛之中。那裡的生活似乎比我在任何其他地方看到的生活更加自由，更加現代化，更加令人興奮。沒有任何地方的藝術和文化生活有像德國那樣活躍的。在當代寫作、繪畫、建築、音樂和戲劇方面，新的潮流不斷湧現，優秀人才輩出。到處都是青年人佔上風。在人行道邊的咖啡座上，在華麗的酒吧間裡，在夏令營裡，在萊因河上的汽船裡，或者在煙霧騰騰的藝術家的工作室裡，你與青年人坐在一起，通宵達旦，無休無止地談論著生活。他們是身心健康、無憂無慮、崇拜陽光的一些人，他們對於生活充滿了熱情，一點沒有忌諱和拘束。從前壓制人的普魯士精神似乎已經死了和埋葬了。你遇到的大多數德國人——政治家、作家、編輯、藝術家、教授、學生、企業家、勞工領袖——都使你認為他們是愛好民主，崇尚自由，甚至是主張非戰的。

你很少聽到人們談到希特勒或納粹黨，除非是作為笑料——通常是在談到當時已以啤酒館政變聞名的那次事件的時候才提起的。在1928年5　月20日的那次選舉中，在全部3100萬張投的選票中，納粹黨只得了81萬張，在國會491　個席位中只佔了12個席位。保守的民族黨也喪失了很多選票，從1924年的600　萬張選票跌到了400　萬張選票，議席從103　席減少到73席。

另一方面，社會民主黨在1928年選舉中增加了125　萬張選票，總數達900　多萬，在國會中佔153　個席位，一躍而成為德國第一大黨。戰爭結束以後，經過了10年工夫，德意志共和國似乎終於站穩腳跟了。

在1928年那一年，國家社會黨的黨員人數是108000人。數目雖少，卻在慢慢增加。希特勒在1924年年底出獄後兩星期，就馬上去見巴伐利亞總理、天主教巴伐利亞人民黨領導人海因裡希·赫爾德博士。在希特勒保證以後行動一定要循規蹈距（他當時仍算是假釋在外）之後，赫爾德撤銷了對納粹黨及其報紙的取締。“這頭野獸已經制服了，”赫爾德對他的司法部長古特納說，“我們現在不怕放鬆鐵鏈了。”犯了這個致命的判斷錯誤的德國政治家有不少，這個巴伐利亞總理是第一批（但絕不是最後一批）中間的一個。

《人民觀察家報》於1925年2　月26日復刊，發表了希特勒寫的長篇社論，題目是《新的開端》。第二天，復活後的納粹黨在貝格勃勞凱勒酒館舉行第一次群眾集會，他在會上發表演講，這個地方就是一年半以前在11月9　日早上他和他的忠實信徒出發舉行他們歸於慘敗的遊行的地方。這些信徒中間有很多人這一次沒有在場。埃卡特和施勃納一里希特已經死了。戈林在流亡中。魯登道夫和羅姆已同元首決裂。羅森堡同施特萊徹和埃塞發生了內訌，心懷不滿，有意避開。格利戈爾·施特拉塞也是如此。他同魯登道夫在希特勒身繫囹圄而納粹黨遭禁的時候曾經領導國家社＇　ｌ19＇　會主義德國自由運動。希特勒請安東·德萊克斯勒主持這次集會，但是這個老鎖匠、黨的創始人叫他見鬼去。儘管如此，在啤酒館裡還是聚集了4000名左右的信徒，來聽希特勒的演講，他沒有使他們失望。他像以前一樣口若懸河，講了兩小時。

在演講結束時，群眾掌聲雷動。儘管有不少人開了小差，前途頗為黯淡，但是希特勒表明，他仍認為自己是黨的獨裁領袖。“我單獨負責領導我們的運動，只要我單獨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