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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這個命令是槍斃所有的分裂主義者，還是所有的重要囚犯，還是一起都在內，伯格爾並沒有搞清楚，但是這位頭腦簡單的人顯然認為應該包括所有的人在內。

戈林和希姆萊試圖取而代之

科勒將軍沒有參加4　月22日的元首軍事會議。他要照顧空軍，“除此之外，”他在日記裡寫道，“一天到晚受侮辱，我也受不了。”

科勒在地下避彈室的聯絡官埃卡德·克里斯蒂安將軍於下午6　點15分慌慌張張地打電話給他說：“這裡正在發生歷史性的、對戰爭最有決定意義的事情！”兩小時以後，克里斯蒂安來到柏林郊外維德派克一瓦爾德的空軍司令部，親自向科勒報告：“元首已經垮了！”克里斯蒂安，這位和希特勒的一位女秘書結婚的忠誠納粹分子急得喘不過氣來，除了斷斷續續告訴科勒，元首決定以身殉國並焚燬檔案外，別的甚麼也說不出來。於是空軍參謀總長不顧英國空軍剛剛開始的大規模的轟炸，即刻動身去見約德爾，想弄清楚那天地下避彈室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科勒在柏林與波茨坦之間的克拉姆普尼茨（沒有最高統帥的最高統帥部的臨時大本營現在設在這裡）見到約德爾，約德爾把全部悲劇告訴了他。同時他還對科勒透露了一件還沒有人告訴過科勒的事情。這件事在以後幾天瘋狂的日子中還產生了一個戲劇尾聲般的發展。

“至於說到［和平］談判，”希特勒對凱特爾和約德爾說，“戈林比我能搞得更好些。戈林是精於此道的。他很會和對方打交道。”約德爾現在把這些話重複給科勒聽。

這位空軍將軍認為他有責任馬上飛到戈林那裡去。由於敵人有監聽站，用無線電通話說明新發生的情況是既困難又危險的。戈林在幾年以前就被希特勒正式任命為他的繼承人、現在元首又有意叫他去擔任和平談判的事，這是絲毫不能耽擱的。約德爾同意這種看法。4　月23日早晨3　點30分，科勒坐了一架戰鬥機飛往慕尼黑。

中午時分他到了上薩爾斯堡，把這個訊息告訴了戈林。這位正在期待（說得好聽一點）繼承之日到來的帝國元帥竟出乎意料地小心謹慎起來。他說，他不想上他的“死敵”鮑曼的圈套；從事情的發展來看，他的謹慎是有根據的。他已陷於進退兩難的困境。“如果我現在行動起來，”他對他的顧問們說，“我可能被斥為賣國賊；如果不採取行動，就要被指責為在危急存亡關頭沒有盡到責任。”

戈林把住在伯希斯特加登的總理府國務秘書漢斯·拉麥斯召來，徵求他在法律上的意見；他又從保險櫃裡拿出一份1941年6　月29日希特勒的命令。

這道命令規定得明明白白，如果希特勒死去時，戈林將是他的繼承人；如果元首不能視事時，戈林將代表他。大家一致認為既然希特勒留在柏林等死，在最後時刻與各個軍事指揮部和政府機構割斷了聯絡，他已不能視事，因而戈林根據這道命令有明確的責任把權力接管過來。

但是戈林小心翼翼地給希特勒打了一個電報。他要把這一權力的委託肯定下來。

我的元首！

有鑑於您已決定留守在柏林堡壘內，請問您是否同意我根據您1941年6　月29日的命令，馬上接管帝國全部領導權，代表您在國內外充分自由地採取行動？如果在今晚10點鐘還沒有從您那裡得到迴音，我將認為您已經失去行動自由，並且認為執行您的命令的條件已經具備。我將為了國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採取行動。您知道在我一生這最嚴重的時刻我對您的感情，非語言所能表達。願上帝保護您，使您能克服一切困難迅速來此。

您的忠誠的赫爾曼·戈林。

就在當天晚上，希姆萊與伯納多特伯爵正在幾百英里之外的波羅的海邊盧伯克的瑞典領事館內進行會談。忠誠的海因裡希——這是希特勒對希姆萊的呢稱——並沒有要求繼承權力；他已經在行使這種權力了。

他告訴這位瑞典伯爵，“元首的偉大生命快要結束了”。他說，一兩天之內，希特勒就會與世長辭。因此希姆萊催促伯納多特馬上告訴艾森豪威爾：德國願意向西方投降。希姆萊又說，在東方，戰爭仍將繼續打下去，直到西方國家來接替這一抗俄戰線為止。現在這個自攬第三帝國獨裁權力的黨衛隊頭目竟是這樣的天真，或者說竟是這樣的愚蠢，或者說竟是這樣的天真和愚蠢！當伯納多特要求希姆萊將他的投降請求寫下來的時候，他匆匆地在燭光下起草了一封信——因為那天夜裡英國空軍前來轟炸，盧伯克的電燈全滅了，他們兩人是在地下室商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