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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著這兩個敬神畏天的英國紳士，費了好大的力氣才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

“如果你們在犧牲了我的國家後能夠維持住世界和平的話，”他最後說，“我將是第一個向你們歡呼的人。但是要是不能如此，那麼，兩位先生，願上帝拯救你們的靈魂！”

那些密謀分子，那些將軍和文官，哈爾德將軍、馮·維茨勒本將軍、沙赫特、吉斯維烏斯、科爾特以及其他的人們，他們在這決定命運的一天中午前不久還曾相信＇　如維茨勒本所說＇　時機已經到來，現在他們又怎麼樣呢？可以用他們自己的話來作簡單的答案。不過，這些話都是事情過了很久，一切已成陳跡以後才說出來的，這時他們急於要向世人表白，他們多麼反對希特勒和多麼反對他那使德國在經過一場長期的流血的戰爭後歸於完全毀滅的蠢劇。

全是尼維爾·張伯倫不好！他們都這樣說。由於他同意參加慕尼黑會議，因而逼得他們在最後一分鐘取消了他們推翻希特勒和納粹政權的計劃！1946年2　月25日，在進行了很久的紐倫堡審判臨近尾聲的時候，哈爾德將軍受到了美國檢察當局方面一位紐約青年律師山姆·哈里斯上尉的單獨盤問。

＇　哈爾德說＇　原來的計劃是，本著避免流血的精神，用軍隊佔領總理府，佔領為黨員和希特勒的積極支持者所把持的政府各官署，特別是各部，然後就在德國全國人民面前審判這一集團……到了這一天＇9月28日＇　，維茨勒本在中午到我的辦公室來看我。我們討論了這個問題。他請我給他下執行的命令。我們討論了其他的細節——諸如他需要多少時間等等。在討論過程中，得到了英國首相和法國總理同意到希特勒這裡來作進一步談判的訊息。維茨勒本當時在場。我因此收回了執行的命令，因為，由於發生了這一情況，採取行動的全部基礎已經消失了……

我們堅決相信，我們是會成功的，但是不料來了個張伯倫先生，戰爭的危險一下子就扭轉了……需要使用武力的時機避免掉了……只能等待新的機會到來……“我是不是可以理解為，你是說，要是張伯倫不到慕尼黑來＇412＇　的話，你們的計劃就會執行，而希恃勒早就會被推翻？”哈里斯上尉問他。“我只能說計劃會執行，”哈爾德回答說，“我不知道，它是否會成功。”

在紐倫堡審訊中和在戰後所寫的書中顯然誇大了自己在歷次反希特勒密謀中的作用的沙赫特博士，也認為德國人所以沒有實行9　月28日的計劃，罪在張伯倫：從歷史後來的發展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由維茨勒本和我所策劃的第一次政變的嘗試是唯一真正能夠扭轉德國命運的一次嘗試。它是唯一及時計劃好並準備好了的一次嘗試……在1938年秋天，仍然有可能指望把希特勒交什最高法院審判，但是以後歷次想推翻他的努力，就都須設法搞掉他的生命才行了……我曾經及時地作好了發動一場政變的一切準備，而且差一點兒就大功告成。歷史執意與我作對。外國政治家的干涉是我所不能事前估計在內的事情。

在紐倫堡審訊中在證人席上成為沙赫特最堅決的辯護士的吉斯維烏斯補充說：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竟然發生了。張伯倫和達拉第飛到慕尼黑來了。我們的起事完蛋了。有幾個鐘頭，我一直在設想，不管怎麼樣，我們還能起事。但是維茨勒本不久就告訴我，部隊決不會反叛取得勝利的元首……張伯倫救了希特勒。

是不是他救了希特勒呢？還是說，這只是德國的文官和將軍為他們沒有及時行動找到的藉口呢？

哈爾德在紐倫堡受訊問的時候，向哈里斯上尉解釋說，進行“革命行動”要能夠成功，有3　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要有清醒而堅決的領導。第二個條件是，人民群眾願意擁護革命的主張，第三個條件是，要正確選擇時機。照我們看來，第一個條件所要求的清醒而堅決的領導是存在的。第二個條件我們認為也是具備的。因為……德國人民不要戰爭，因此，全國人民因為害怕戰爭是願意同意革命行動的。第三個條件——正確選擇時機——也很好，因為我們原來預料在48小時內就會得到採取軍事行動的命令。因此，我們堅決相信，我們是會成功的。

可是，不料來了個張伯倫先生，戰爭的危險一下子就避免了。

人們大可懷疑哈爾德將軍的第一個條件究竟是否像他所說的＇413＇　那樣具備。因為，要是果真有“清醒而堅決的領導”的話，這些將軍怎麼會猶豫了4　天之久呢？他們手裡有著可以輕而易舉地把希特勒和他的政權掃除掉的軍事力量：維茨勒本在柏林城內外有整整一個軍——第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