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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和海因裡希·馮·萊恩道夫伯爵，這兩人都是德國著名世家的子弟。*　他們為自己規定的任務之一是對陸軍元帥包克進行工作，勸他在希特勒訪問集團軍司令部時把他逮捕起來。但是對包克做工作可不是一樁容易的事情。包克雖然口口聲聲說厭惡納粹主義，但是他依靠它的庇廕，官運亨通，而且他為人愛好虛榮，野心勃勃，根本不會在這場賭局的這個階段幹冒險事情。有一次恃萊斯科夫試圖向他指出，元首正在把國家引向災難，包克聽了大聲說道：“我不許攻擊元首！”特萊斯科夫和他的年輕副官給澆了一盆冷水，但是並沒有氣餒，他們決定自己動手幹。1941年8　月4　日，元首巡視設在包裡索夫的集團軍司令部。

他們計劃當他從飛機場驅車到包克的住處時，把他逮捕起來。但是這些策劃反叛的人這時還不是行家，他們沒有考慮到元首的保安措施。希特勒左右前後密佈著黨衛隊的警衛，而且他拒絕乘坐集團軍方面派來的汽車，他預先調來了自己的車隊，供從機場到市區之用。這就使那兩個軍官根本無法接近他。

這次失敗——類似這樣的失敗顯然還有過幾次——給陸軍中那些密謀分子不少教訓。第一點教訓是，要想抓到希特勒並不容易；他總是戒備森嚴的。另一點是，即使抓住他或逮捕了他也並不解決問題，因為重要將領一個個不是膽小怕事，就是由於作過忠誠宣誓，麻醉過深，不會幫助反對分子接著幹下去。大概到了這個時候，即1941年秋天，陸軍中有些年輕軍官，其中大部分如施拉勃倫道夫等都是部隊的文職人員，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殺死希特勒是最乾脆的，也許是唯一的解決辦法。因為這樣一來，那些膽小怕事的將軍們就可以從他們對領袖的忠誠宣誓中解放出來，擁護新政權並使陸軍支援它。

但是在柏林的策劃反叛的頭目仍然不打算把事情鬧大到這樣地步。他們正在策劃一個叫做“隔離行動”的愚蠢計劃。由於某種理由，他們認為這個計劃一方面可以使那些將軍們不至於背棄自己效忠元首的誓言而在良心上得到安慰，同時又可以幫助他們＇906＇　為德國除掉希特勒。他們的想法一直到今天還令人難以理解。不過他們的計劃是這樣：東線和西線的高階司令官按照預先約好的暗號，一齊拒絕服從作為總司令的希特勒的命令。這當然會使將領們破壞服從希特勒的誓言，但是柏林的詭辯家們卻裝作看不到這一點。他們解釋說，不管怎麼樣，這個計劃的真正目的在於製造混亂局勢，這種局勢一出現，貝克依靠國內駐防軍在柏林的部隊的幫助，就奪取政權，解除希特勒的職務，並宣佈國家社會主義為非法。

但是國內駐防軍並不成其為一支軍事力量。它只不過是一批烏合之眾的新兵，在作為補充兵員調往前線之前受一點基本的軍事訓練。這次冒險要想真正獲得成功，必須把在俄國前線或佔領區統率著老兵的若干高階將領爭取過來才成。其中一位似乎是當然人選，他就是曾參加過哈爾德想在慕尼黑時代逮捕希特勒的密謀、現任西線總司令的馮·維茨勒本陸軍元帥。1942年1　月中，密謀分子派遣哈塞爾去與維茨勒本和駐比利時軍事司令官亞歷山大·馮·福肯豪森將軍會談，策動他們參加新的密謀計劃。曾任大使的哈塞爾因已受秘密警察的監視，只得打著巡迴講學的幌子到處向德國軍官和佔領區的文官講演，題目是《生存空間和帝國主義》。講演期間，他先後在布魯塞爾與福肯豪森、在巴黎與維茨勒本進行過秘密會談。他對這兩個人，特別是後者，獲得良好的印象。

當許多其他的陸軍元帥在俄國大顯身手的時候，維茨勒本被擱在法國這條次要的戰線上，感到手癢難耐。他對哈塞爾說，“隔離行動”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只有採取直接行動推翻希特勒才是唯一的解決辦法，他願意擔當領導的任務。他認為，1942年夏季德國軍隊重新在俄國發動進攻的時候，也許是採取行動的最好時機。為了準備這一天，他希望動點小手術，先把身體弄好。不幸得很，這項決定卻給這位陸軍元帥和那些同謀者帶來了嚴重後果。

維茨勒本和腓德烈大王等人一樣患有痔瘡。*　為了解除痔瘡的病痛，動手術本來是平常的事。但是當這年春天維茨勒本請短期病假去動手術時，希特勒卻乘機免去了他的現役職務，派倫斯德接替他的工作。而倫斯德儘管最近還遭到過領袖的不客氣的對待，並不想參加反對希特勒的密謀。這麼一來，密謀分子發現他們在陸軍中寄予最大希望的人，成了一個沒有一兵一卒的陸軍元帥。沒有兵力，是無論如何也建立不了新政權的。

密謀的領導人大失所望。他們接連舉行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