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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一次機會—向這位法國使節施展其顛倒黑白。歪曲歷史的慣伎。裡賓特洛甫首先指出，墨索里尼在提出那最後一分鐘的和平建議時，曾強調說那是得到法國贊同的。然後他宣佈“德國曾經在昨天通知義大利領袖，德＇618＇　國也準備接受這個建議。但是後來，”裡賓特洛甫補充道：“領袖告訴我們說，這個建議由於英國政府的死硬態度已經遭到破壞了。”接著他又聽著那位納粹外交部長說了一陣什麼如果法國追隨英國，他將感到遺憾，什麼德國無意進攻法國，等等。不過，對裡賓特洛甫的這種胡說八道，考侖德雷在過去幾個月裡已經領教夠了，這位法國大使趕緊插言，提出他特為來問的問題：外交部長的這番議論是否意味著德國政府不接受法國9　月1　日的照會？

“Ｊａ＇　是的＇。”裡賓特洛甫回答。

於是這位大使就把最後通碟遞給了這位外交部長，事前還說他必須“最後一次”強調指出：德國政府對於“未經宣戰”就突然進攻波蘭以及拒絕英法關於撤退德軍的要求等問題“負有嚴重的責任”。

“那麼法國就會成為侵略者了。”裡賓特洛甫說。

“這問題讓歷史來裁判吧。”考侖德雷回答說。

在柏林的那個星期天，所有參加最後這幕戲劇的人彷彿都有意要訴諸歷史的裁判。

雖然法國正在動員一支在一個時期內會對德國的西線武力佔壓倒優勢的陸軍，但是在希特勒那顆狂熱的腦子裡，當時軍隊為數微不足道的英國卻成了他的心腹之患；他認為，在1939年9　月3　日行將消逝並將成為歷史的時刻，他之所以陷身於這樣的窘境，幾乎完全應當由英國這個對頭負責。那天下午他對德國人民和西線軍隊發表了兩篇冠冕堂皇的文告，把這一點說得非常清楚；他對英國人的歇斯底里的憤怒和刻骨的怨恨在這裡面一起迸發出來了：好幾世紀以來＇　他在《告德國人民書》中說＇　，英國所追求的目的就是使歐洲人民無力防禦英國征服世界的政策……＇　並且＇　自以為有權可以用站不住腳的藉口去進攻和毀滅一個當時看來對它最為危險的歐洲國家……

我們自己已經親自看到英國在戰爭開始以來對德國所奉行的……包圍政策……英國的戰爭挑撥者……一直用凡爾賽的片面命令壓迫德國人民……

西線將士們！＇　希特勒在《致西線將士書》中對那些在今後若干星期內只可能以法軍為對手的部隊說＇　……英國一直奉行著包圍德國的政策……英國政府為我們在上次大戰中所熟知的那些戰爭販子所驅使，現在已經決心摘下他們的假面具，以站不住腳的藉口向我們宣戰了……但在這兩篇文告中沒有一個字提到法國。

＇619＇　中午12點6　分，張伯倫在倫敦向下院發表演說，他向下院報告，英國現在已同德國處於戰爭狀態。雖然希特勒在9　月1　日明令禁止收聽外國廣播，違者處死，但我們在柏林還是收聽了英國廣播公司轉播的英國首相演講稿。我們有些人曾經親眼看到他冒著喪失政治生命的危險，在戈德斯堡和慕尼黑對希特勒一味綏靖姑息，如今再聽到他這時的講演，覺得他的話是沉痛的。

今天是我們大家都感到痛心的日子，但是沒有一個人會比我更為痛心。在我擔任公職的一生中，我所信仰的一切，我所為之工作的一切，都已毀於一旦。現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鞠躬盡瘁，使我們必須付出重大代價的事業取得勝利……我相信，我會活著看到希特勒主義歸於毀滅和歐洲重新獲得解放的一天。

但是張伯倫命中注走不能看到這一天。1940的11月9　日，他懷著絕望的心情與世長辭了，雖然死時他仍舊是內閣閣員之一。鑑於本書前面對他頗多貶抑之詞，我覺得現在在這裡引一段丘吉爾對他的評語是最恰當不過了。曾經長期被他排斥在英國國家事務之外的丘吉爾，在1940年5　月10日接替他出任首相。1940年11月12日，丘吉爾在下院致辭悼念他時說。……在這世界最嚴重的危機之中，尼維爾·張伯倫不幸事與願違，一再失望，受到一個壞人的欺騙。但是，他那落空的希望是什麼？他那未遂的心願是什麼？他那遭到愚弄的信念又是什麼呢？毋庸置疑，這些都表現了人類心靈最崇高最善良的本性——對和平的熱愛，對和平的追求，為和平而奔波，為和平而鬥爭；為了這一切，他甚至不顧巨大的危險，至於個人的榮辱則肯定也完全置之度外。希特勒想運用外交手腕，使英、法置身戰爭之外的企圖既已宣告失敗，於是就在9　月3　日下午把注意力轉移到了軍事方面。他釋出了“第二號絕密作戰指令”。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