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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放映一部身著白色制服的奧運會志願者為題材的感人影片（服裝由著名廣告創意人波梅斯設計）。在這整個過程中，我始終堅持獨立的立場。因為我是大家的奧委會主席，我不希望別人說我偏袒。所有的城市機會均等。如果巴塞羅那贏得舉辦權，那是因為它提出了最好的方案。我從不干預此事，也沒公開發表什麼意見。我甚至重申不參加投票。我認為這樣做就是對我的城市最好的服務：獨立的裁判形象。至於我的個人活動則是另一碼事：和申辦活動的負責人聚會；和政治領導人聯絡；跟同胞們談我的意見，提出我的建議。我知道國際奧委會成員非常賞識我這種獨立的作風，因為他們深知，如果巴塞羅那在投票中勝出，我將是第一位有幸在自己的故鄉主持奧運會的國際奧委會主席。毫無疑問，如果巴塞羅那不能夠成功的話，我會將投票結果作為對我個人以及對我任職的懲罰，我甚至想到引咎辭職，或者至遲幹到1989年第一個主席任期結束。當時我就是這麼想的。1986年10月17日下午一點半，結果出來了。第一輪淘汰了阿姆斯特丹，巴塞羅那獲得29票，離絕對多數43票依然遙遠。在第二輪，英國的伯明翰遭淘汰，巴塞羅那獲37票。只剩第三輪了。姆巴依法官、瑞士的霍德勒及中國的何振梁聚在一個單獨的房間內點票。收集選票的任務落在剛剛加入國際奧委會的成員身上：菲律賓人埃利薩爾德和美國人海米克。巴塞羅那在投票中一直處於領先地位。大家都在揣測我是否提前知道信封裡的結果。大家都認為我知道。但我必須指出，我不知道是哪個城市獲勝，我只知道巴塞羅那在頭兩輪中獲得最多的票。後來我才知道巴塞羅那在第三輪中獲得絕對多數：47票。在所有國際奧委會委員的注視下，我開啟了信封。我預感到巴塞羅那能贏，但沒有十分把握。我向第一排看去，看見那些充滿期待的目光，熟悉的面龐：帕斯夸爾·馬拉加利、納西斯·塞拉、米格爾·阿瓦德、加的斯公爵、萊奧波爾多·羅德斯、羅馬·庫亞斯、路易斯·維拉塞加、恩裡克·特魯尼奧……我首先提示“請注意”，停頓幾秒鐘後，我說出我的城市“巴塞羅那”的名字。1986年的那個夏天，當我和我的妻子碧蔚絲在美麗的地中海海濱度假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決定好用加泰羅尼亞語宣佈巴塞羅那的名字。對我的城市來說，那時它開始了一段最艱難的歷程：六年的緊張奮鬥，直到1992年8月9日奧運會閉幕，才能長舒一口氣。現在我必須承認，我對巴塞羅那奧組委要求非常高，組委會由市長馬拉加利親自領導，他集思廣益，協調一致，齊心協力籌辦奧運會。應該承認，我和阿瓦德領導的工作組的關係有時很緊張，因為在任何時候我都顯得嚴格，也許是我要求太高。我必須承認這一切都是由於擔心事情辦不好、擔心這個組織的負責人沒能意識到奧運會整個活動的艱鉅性。　。。

瑞典國際奧委會委員古納爾·艾裡克遜在協調組織委員會和國際奧運會的關係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任命他為協調委員會主席，這是一個新成立的機構。他每年去巴塞羅那兩次，視察奧運會工程的進展以及準備工作，及時向巴塞羅那奧組委提出忠告意見。古納爾是位和藹可親的人，他的一句英國式的說法在巴塞羅那眾所周知，直譯為“蝴蝶在胃中飛舞”，他用這表示他的擔憂。加泰羅尼亞的記者每次見到他總是風趣地問“蝴蝶”的近況。我記得，奧運會一結束，古納爾過生日時，以馬拉加利為首的巴塞羅那奧組委送給他各種不同型別的蝴蝶標本。對這一親切的舉動，古納爾很是感動並表示感謝，他們之間已經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看到漢城奧運會取得圓滿的成功，從1990年起我更加擔憂1992年的奧運會辦得不如漢城。1989年奧林匹克體育場的落成典禮上發生了一件事：遭遇暴雨和對國王喝倒彩，這使我更加憂心忡忡，惟恐出事。當然最後的結果是積極的，情況不斷好轉。隨著交往的頻繁，我們更加相互瞭解，我很快發現，阿瓦德領導的工作組非常正直、高效、忠誠。如果不同意我的觀點，他們就私下跟我談，從不揹著我改變觀點，也不到處散佈他們的意見。於是，我們漸漸能夠相互理解，達成共識，因為我們有一個共同目標：把巴塞羅那奧運會辦成歷史上最好的、最成功的。奧運會日益臨近。沒有多少時間了，工程也完成得越來越多，可以看到和觸控到。大家不再談論計劃，而是實際問題。大家對奧運會充滿憧憬，並全身心地投入。處處可以感受到和睦和理解的良好氛圍。大家都奔向同一方向。因此，我提出改變戰略，國際奧委會也應加入進來，並向世界宣告巴塞羅那奧組委和國際奧委會同舟共濟。必須停止負面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