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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過沙漠再到水下珊瑚礁，聖火傳遞儀式點燃了向來熱愛體育的每一個澳大利亞人心中的火焰。火炬傳遞儀式展現了澳大利亞歷屆奧運冠軍：貝蒂·庫斯伯特，1956年墨爾本奧運會的短跑女王，她手持火炬，坐在輪椅上，奧運冠軍雷萊內·博伊爾推著她進了會場；下一個傳遞者是道恩·弗雷澤，1956年在墨爾本、1960年在羅馬、1964年在東京，三屆奧運會游泳金牌得主；雪莉·斯特里克蘭德…德拉亨特；1958年倫敦、1952年赫爾辛基、1956年墨爾本三屆奧運金牌得主；第四個接力者是夏內·古爾德，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游泳金牌得主，她將火炬傳給了德比·弗林托夫…金，1998年漢城奧運會400米欄的金牌得主。下一個接過火炬的是土著賽跑運動員凱茜·弗爾曼。這裡有很多象徵性的東西：第一個傳遞者（採取火種者，譯註）在烏魯魯，最後的傳遞者在澳大利亞本土，兩人都是土著運動員——諾娃·皮雷斯…克內博內（亞特蘭大麴棍球冠軍）和凱茜·弗爾曼。點火儀式是在水中舉行的，體現了水對澳大利亞的重要性，真讓人佩服。奧運會進展得很好，從一開始就很順利。在這裡我想特別提一下為奧運會成功做出重大貢獻的四萬名志願者：他們不遺餘力地為所有人服務。但是，我覺得年齡大的志願者比年輕的志願者更努力，他們對工作更專注，更有獻身精神，他們認為自己的工作是在為他們的國家服務。而那些年輕的志願者可能有同樣的想法，然而對他們來說，志願工作更像一種冒險，他們覺得也應該享受奧運會。

國際奧委會在悉尼舉行的許多會議具有歷史意義。在這些會議中，有許多“2000年委員會”提出並獲透過的建議付諸實踐。在這些議案的指導下，我們的組織一天天在改變，變得更加開放、更加現代化、更加與時俱進。在這些會議上，我們首次使用了電子投票程式，如果沒有這套程式，要進行四十多次投票是很難操作的，因為要對《奧林匹克憲章》進行修改，必須這麼做。現在全世界都用電子投票，但我們的系統具有移動性，跟我們一起移動。如今要是沒有這套系統，要想組織國際奧委會的會議是很困難的。這要感謝國際奧委會謝瑞·斯普蘭格主任，是我委託他進行此項改革的。他把這項任務交給了一家洛桑的小公司。該公司擁有非常先進的技術，如今已是這種器材的全球供應商。在悉尼，除了直接選舉運動員代表進“運動員委員會”外，還選舉了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的代表及各國家奧委會的代表進執行委員會。將國際奧委會改變成奧林匹克運動的願望成為現實。如今，國際奧委會已經不再是奧林匹克運動的一部分，而是奧林匹克運動本身，它由第四部分成員——現役運動員與原來三部分成員（國際奧委會、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和各國奧委會）構成。我獻身奧運事業的偉大目標就是要聯合所有的人，如今已經實現了。團結就意味著更強大。從任何危機中，都要吸取積極的東西。經歷過危機的考驗，我們的組織更加順應當今潮流。如今的國際奧委會和奧林匹克運動是一回事。在忙忙碌碌中，時間在不知不覺中消逝。我感到，這屆奧運會毫無疑問是歷史上最好的，我在奧運會閉幕式上也是這樣對全體澳大利亞人說的。澳大利亞人都感到很幸福，為什麼不承認呢？我對已經完成的工作也很滿意，因為這也是我擔任主席工作的圓滿結束。在悉尼，又一次打響了體育界反興奮劑的戰役。我經常說，反興奮劑是一場持久戰，要一個戰役一個戰役地打贏。在悉尼，鬥爭的物件是EPO，一種新的違禁藥品，它可以刺激紅血球的生成，從而增強人體的充氧能力。EPO是非常危險的藥品（實際上，所有的藥物都有或多或少的毒性）。服用這種興奮劑的後果非常嚴重，可以造成心臟病，很可能導致死亡。在悉尼，國際奧委會的醫務委員會進行了2700例違禁藥的檢查，其中300例要進行尿檢和血檢，專門對付EPO。由國際奧委會建立並提供保護和資金的世界反興奮劑組織（WADA）最終贏得了各國政府的支援，指派了獨立觀察員，實現了對違禁藥的控制。面對這個什麼都容易被忘記的狀況，我覺得有必要說一下，建立WADA是我的主意，是我在基利的車上想出來的。他（基利）是國際奧委會委員，是組織環法腳踏車賽的公司董事。我的提議於1999年國際奧委會洛桑會議上被透過。我認為，要想在反興奮劑的鬥爭中取得勝利，體育部門就要建立同政府和政治組織的緊密合作關係。整個悉尼城生活在奧運的氛圍中。這屆奧運會會標集中了所有澳大利亞的傳統要素：整個輪廓是一個運動員的形象，身上塗著澳大利亞的傳統顏色：有飛鏢，有太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