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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湛那段上學期間，曲哲幾乎每天都要設計下一天的安排。

關鍵的問題是誰接送唯唯。

唯唯還小，不能獨自在家裡。按美國的法律，12歲以下孩子如果沒有大人陪同，獨自在家是違法的。如果被鄰居告發，輕則入獄，重則短期失去對孩子的監護權。不過無論曲哲如何策劃，總是有安排不過來的時候。他們認識的朋友如果不能援手的話，只有把唯唯獨自放在家裡。

唯唯自己不在乎，曲哲給她留好作業，告訴她什麼時候可以看電視，她自己在家裡從來沒出過事。唯唯更小的時候，在法國他們就這樣。實際上來紐約以後不久，唯唯就曾獨自待在家裡，他們已經違背美國的法律了。

如果不想違法的話，只能找一個全職保姆，那在紐約價格是非常高的，沒有那個必要。或者杭湛不去上學，因為曲哲是不能不工作的。

許多移民家庭都置之不理這個法律規定。曲哲時常會在報紙上看到有的家庭被舉報，父母被警察抓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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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節：美國警察小題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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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的法律嚴格，警察也熱衷於小題大作。所以同樣是盎格魯—薩克遜的後裔，美國人入獄的比例是英國人的五倍，而英國人已經是歐洲刑法最嚴厲的國家了。曲哲覺得在美國，違法就像吃飯睡覺那樣容易。

那次在坐地鐵的時候，曲哲將車廂內的廣告指給杭湛看，告訴她自己的發現。那條廣告是一個反種族歧視的，一側是黑人、白人和拉美人好幾個種族人的照片，看上去很和睦。另一側是一段文字，上面寫著：

“受過種族歧視嗎？給我們打電話。”

旁邊是一串電話號碼。曲哲低頭說：

“美國種族歧視很嚴重，要不然怎麼廣告都貼到地鐵車廂裡了。”

杭湛點頭稱是，因為在法國生活那麼多年，歐洲大部分國家都去過，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廣告。

隔了幾天，他們在地鐵車廂裡看到了另一則廣告，還是曲哲發現的。因為曲哲平時都戴眼鏡，而杭湛只是在學習時帶眼鏡，平時看東西都模糊。在大部分情況下，新鮮事都是曲哲發現的再轉告她。那天，在曲哲的指點下，杭湛戴上眼鏡看到地鐵的廣告是那樣寫的：

“遭受過家庭暴力嗎？給我們打電話。”

曲哲側過身來在她耳邊說：

“美國的家庭暴力也很多，要不然怎麼廣告都貼到地鐵車廂裡來了。”

停了一下，曲哲又想起了什麼，補充道：

“文革時中國人也這樣，讓大家睜大眼睛發現反動標語，馬上向領導彙報。當時全國都是一個告密系統，人們把揭發別人的行為當做一個義不容辭的責任。不過那時揭發和告密都得自己寫信，要不就得親自去說。美國人倒方便，打個電話就行了。”

杭湛把眼鏡拿下來，放回盒裡，若有所思。

10

那一次，曲哲回來晚了，將近夜裡12點才到家。回家後就遭到杭湛嚴厲的盤問，杭湛知道曲哲是和一位女士吃飯。那麼晚回家又沒打回電話，她一開始就顯得怒氣衝衝，責問道：

“說說吧，去哪裡了？”

曲哲覺得有點委屈，回家受盤問的例子其實不多。杭湛大部分時間是不過問的，因為她知道越問曲哲越不說，結局都是吵一大架，什麼結果都沒有。

這次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來例假之前頭痛，情緒容易激動，曲哲更不明就裡。覺得自己無辜，就故意不理她。但是杭湛那天不依不饒：

“你的日記本我都看了，不就是個女的嘛。”

曲哲一聽，更為惱火。

“女的怎麼啦？我和她談業務。”

“什麼業務白天不能談，非要到晚上，直到深夜？”

“我是看她一個女子夜裡在街上走不安全，　就送她到火車站。”

“你是送到火車站還是送到家裡呢？”

“送到家裡怎麼了？”

剛說完這句話，曲哲就聽到啪的一聲響，自己臉上火辣辣的，那是一記重重的耳光。

曲哲感到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因為他很少被人打耳光，而這耳光基本上都來自杭湛。

如果其他部位被打，他不會反應那麼激烈，但是耳光似乎是一種嘲弄和蔑視，他無法忍受的。挨耳光時會讓他覺得眩暈，就控制不住自己，失去理智，就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