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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個委員中有81人參加了通訊表決，62人贊成名古屋決議，17人反對，1人棄權，還有一張票被視為無效。我和許德遷同志高興地呼喊了起來“我們成功了，透過了！”在深夜空蕩的辦公樓裡只有我們的喊聲在迴響。　txt小說上傳分享

決戰名古屋（7）

國際奧委會正式透過了名古屋決議，即“奧運模式”。中國奧委會以全國性組織的名義重返國際奧林匹克大家庭，同時我國臺灣也以中國臺北奧委會的名義在改旗、改歌和改徽的前提下留在國際奧林匹克大家庭內。

回頭去看，這個“奧運模式”是有關各方在若干年裡，經過反覆探討、不斷摸索、內外交流，在實踐中被創造出來的。這個“奧運模式”的形成既受惠於諸如國際足聯主席阿維蘭熱、霍英東、霍震霆、國際奧委會主席基拉寧和薩馬蘭奇、西貝爾科、姆扎裡以及貝麗烏夫人等一大批國際體育界朋友的推動，更受惠於鄧小平同志等中央領導的英明決策與指揮。應該說，這是鄧小平同志關於“一國兩制”思想的雛形，是他“一國兩制”思想在體育領域的具體實踐。

1979年11月27日下午5點，我們在工人體育場18號看臺下大會議室舉行了中外記者招待會。

1979年11月28日下午4點，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舉行了慶祝茶話會。我們邀請了鄧小平同志和鄧穎超同志、陳錫聯同志等中央領導同志和體育界領導及老體育工作者出席。鄧穎超同志在茶話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根據宋中同志的安排，我還分別去了著名畫家吳作人、李苦禪、黃永玉同志家請他們分別為慶祝恢復我國席位而作了字畫。並請他們與肖芬、何巖、袁鷹等著名文化藝術大師一起出席了這個慶祝茶話會。在茶話會上，鄧小平、鄧穎超等中央領導同志與我國體育界的領導和代表們興奮地談起了我國體育的未來。當時談到的最集中的話題是參加來年的莫斯科奧運會。鄧小平同志仍然認為：“在時機成熟的時候，中國應當承擔起舉辦奧運會的義務。”

1979年11月28日，鄧小平同志出席了國家體委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慶祝恢復我國

重返奧運的茶話會，鄧穎超副委員長（後左一）發表了講話（前右二為作者）

1979年初，鄧小平同志在接見日本共同社社長時，就曾提出條件成熟時，中國要舉辦奧運會。這個話對我們從事國際體育工作的同志們來說一直是一個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也是我們為之奮鬥的目標。

20世紀80年代初，所有重要的國際體育組織先後按“奧運模式”解決了中國席位問題。許多體育之外的非政府國際組織也循著“奧運模式”解決了懸而未決的中國問題。

1983年3月，全國體育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為了表彰為中國體育作出傑出貢獻的教練員和運動員，國家體委3月2日在全國政協禮堂召開了授獎慶功大會。國家體委在這個大會上除了對47名運動員和13名教練員進行了表彰之外，還專門向國際司的十名同志頒發了我國體育界的最高榮譽獎——體育運動榮譽獎章。他們是：宋中、何振梁、袁載鈞、劉國常、張全德、張清、屠銘德、許德遷、魏紀中、樓大鵬。這個榮譽是對所有以各種形式參與恢復我國在體育組織中的合法席位而不懈工作的同志們的一種表彰。這十位同志只是這個群體的代表而已。

鄧穎超同志在人民大會堂的慶祝茶話會上向世人昭示：“從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面走上了世界體育舞臺。”由於有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參與，國際體育賽場和奧林匹克大家庭也開始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中國競技體育的復甦（1）

中國體育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裡，不僅遭受到“文革”的破壞，使發展勢頭正旺的群眾體育活動受到嚴重干擾，而且由於國際體壇長期存在由臺灣省佔據中國席位的不正常現象，使中國競技體育的發展也受到極大阻礙，優秀運動員長期無用武之地。

成功恢復我國在奧林匹克大家庭的席位後，我國的競技體育和與之相關的領域有了較好的發展環境，硬體諸如運動設施、運動器材等，軟體諸如體育科學、體育教育、運動醫學、運動心理學等都如雨後春筍般成長起來。

成功恢復我國在奧林匹克大家庭的席位也促使我們加入相關國際單項體育組織的工作快馬加鞭、更廣泛地開展了起來。

就我的親歷而言，1982年，在我方相關協會積極支援下，我們先後在印度和中國香港成立了亞洲賽艇聯合會和亞洲皮划艇聯合會。日本前外相櫻內義雄先生和我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