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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9—11點我們出席了國際奧委會日本委員竹田恆德親王的宴請並瞭解了國際奧委會執委會委員的一些情況。

從1979年10月20日起到29日返京，日本朋友的熱情加上我們做工作的需要，每天包括早餐在內的一日三餐，幾乎頓頓是公關應酬。再加上我駐日外交人員和華僑華人的好客，使我們有點應酬不暇。

以下是我們10月20一天的日程安排，由此可見一斑。

8：00團內4人研究工作並進早餐。

9：00公使吳曙東夫婦看望宋中秘書長。

10：00國際奧委會副主席清川正二與我們交流情況。

12：00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白土吾夫會長宴請。

14：00宋中舉行記者招待會（10個通訊社30名左右記者）

16：00宋中分別接受共同社宮川毅、路透社電話採訪。

17：00會見日本登山協會負責人等。

18：00會見日本體協飯前先生、會見日本奧委會主席柴田先生等。

晚上（時間待定）參加日體協和日奧委會宴請。竹田親王、我使館人員參加。

22：00內部研究工作會。

1979年10月21日是星期日，我們一大早離開東京乘###趕往名古屋市。在名古屋火車站受到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後藤鉀二一家和愛知工業大學幾百名學生的夾道歡迎，我們感受到了後藤一家和當地日本青年對中國人民的深情厚誼。

一抵達名古屋，草草用了午餐，宋中秘書長就帶我們一行去了記者招待會現場。當時國內有關方面對記者招待會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不少人唯恐言多易失，犯政治錯誤。而宋中秘書長卻有不同的看法，談到言多易失時他總是拖著他那濃重的山東口音說“跟記者還是要說，我們不宣傳，人家怎麼了解我們。不能怕說錯了就不開口，那是因噎廢食。要學會跟記者交朋友。”現場大多數記者都是日本人，新華社也有兩名記者出席。宋中秘書長介紹了我方關於臺灣問題的立場，記者們隨後發問。問題的重心還是圍繞國際奧委會的決議能否保證海峽兩岸的運動員都有機會參加奧運會等，沒有太刁鑽的問題。

在名古屋市，我們和國際奧委會的代表們均下榻名古屋城堡飯店。飯店位於名古屋城堡的西側，風景十分優美。國際奧委會執委會成員均住在九層，我們在六層，臺灣同胞代表在四層。這是日本東道主的精心安排，避免我們住同一層造成的“不便”。因為當時臺灣方面宣傳我們仍是“###”。　電子書　分享網站

決戰名古屋（2）

1979年10月，中國奧委會代表團拜訪日本友人後藤淳家

記者招待會結束後，我們隨宋中秘書長去拜訪後藤鉀二先生家，看望了後藤鉀二先生的夫人及全家。宋中秘書長和後藤鉀二老先生均是中日乒乓球交往的推動者，也是1971年在名古屋世乒賽期間開始的中美乒乓外交的見證人。他們曾結下深厚友誼。可惜後藤鉀二老先生當時已仙逝，未能與我們分享恢復我席位的歡樂。宋中秘書長把在國內請我國著名畫家、書法家、蘇州費新我老先生創作的字畫“子孫百代，友誼恆長”送給了老夫人。以表達對後藤鉀二家人的敬意。我們在日本，特別是在名古屋逗留期間，得到了後藤一家無微不至的關心。他們的代表小佃佑右先生從我們一踏上日本國土就與我們形影不離，給我們提供了全方位的幫助，一直到把我們送上返國的飛機，使我們深受感動。

我們一抵達名古屋市，我就與國際奧委會行政主任貝麗烏夫人建立了“熱線聯絡”，先是瞭解執委們的抵達情況。當時國際奧委會執委會的組成除了國際奧委會主席基拉寧（愛爾蘭）之外，我記得的還有薩馬蘭奇（西班牙）、姆扎裡（突尼西亞）、博蒙（法國）、斯米爾諾夫（蘇聯）、清川正二（日本）、沃拉爾（加拿大）、西貝爾科（羅馬尼亞）、克勞斯（紐西蘭）和吉朗杜（象牙海岸）（現中文譯名為象牙海岸）等。到1979年10月21日晚，知道支援我方立場的姆扎裡和法國的博蒙伯爵均因國內事務纏身而不能前來與會。我受命於當日夜12點與北京通了電話，告知國內二人缺席情況，請國內與他們聯絡，希望他們將自己支援恢復我國席位的立場迅速告知在名古屋的國際奧委會執委會。

當晚，我們的臺灣朋友也沒有閒著。他們的代表分兩批抵達名古屋。第一批由丁善理先生、徐享先生帶隊，早於我們抵達名古屋。但據日本朋友說，他們活動並不多。第二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