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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是魯迅先生的戰友曹靖華。小說寫於1926年，譯作完成於1928年，那時曹靖華正在列寧格勒大學任教，而拉夫列尼約夫正是列寧格勒人。當時小說譯本由莫斯科中央出版局出版，曹靖華同時將譯文寄給我國未名社。

魯迅先生曾對《第四十一》表示過濃厚的興趣。1929年3月22日他在致李霽野的信中說：“《未名叢刊》中要印的兩種短篇，我以為很好的，——其中的《第四十一》，我在日譯本上見過——稿子可以不必寄來，多費時光。”一個月以後，他致李霽野的信中又寫道：“《第四十一》早出最好。”然後即對當時上海灘的出版現實一針見血地指出：“上海的出版界糟極了，許多人大嚷革命文學，而無一好作，大家仍大印吊膀子小說騙錢，這樣下去，文藝只有墮落，所以介紹些別國的好著作，實是最要緊的事。”很明顯，魯迅把《第四十一》歸入“好著作”之中。

小說描寫蘇聯國內戰爭時期，紅軍女戰士和白衛軍中尉俘虜的故事。女戰士瑪柳特卡奉命將俘虜押往前線司令部。途中他們所乘的船遇到風浪沉沒。瑪柳特卡與白衛軍中尉被捲上一座荒島，漸漸產生了情感。一天，一艘白黨帆船忽從遠處駛來。中尉喜出望外，擬登船逃走。瑪柳特卡的感情經過一番搏擊，最後向中尉舉槍射擊，應聲倒下的中尉成為被她擊斃的第四十一名白衛軍分子。

這是一篇政治性與藝術性很強的小說。小說在蘇聯發表以後，反響強烈。當時主宰蘇聯文壇的極左分子認為小說有問題，作者僅僅被劃入“同路人”的行列。四十多年以後，到了60年代，拉夫列尼約夫的這篇小說在中國大地上又遭到我國極左分子的謾罵與攻訐。我記得當時內部放映蘇聯根據這部小說新拍的電影時，曹老說這部電影對原作小說有些改動，但還是一部好作品，然後氣憤地說：“把這麼一部好作品，說成是修正主義東西，太無知了……”他顯然還有更多的話想講，但在那種形勢下，曹老只是嘆了一口氣，搖了搖頭。

《第四十一》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同蘇聯其他作品一樣，出版時受到種種阻撓，可是它仍然偷偷地被翻印成單行本流傳。抗戰時期，在太行山區，在國民黨和日寇的雙重包圍中，革命青年在鋼板上刻印了這部小說。有一天曹老感慨萬分地提及此事：“當時從包圍中出來的同志，把一本油印本送了我，並且對我說：‘敵後的戰士們，把槍、把書和自己的生命結成了一體，遇到生死關頭，隨身攜帶的一切都可以拋棄，唯獨書和槍留在身邊，或者衝出重圍將它們帶走，或者同歸於盡。”可見這篇小說對革命戰士們的鼓舞作用。

1937年，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第四十一》時，作者拉夫列尼約夫應譯者之邀為我國讀者寫了一篇序，他寫道：“文學就是友誼樹上的第一朵花蕾。”“我們的作品，生養在戰爭情況中，和嚮往新生活建設的我們青年的俄國文學，能得到中國讀者的注意，這在我們自己是深以為光榮的。”

新中國成立了。1951年底曹靖華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蘇聯，在莫斯科招待會上兩位老友相見。他們的頭髮都已斑白。緊緊地擁抱，滔滔不絕的交談，未能盡興，晚間，拉夫列尼約夫又把曹靖華拉到自己家中去傾述二十多年的別情。

1957年，《第四十一》在新中國再版時，作者再次寫了序——《致中國讀者》，他說：“……長期以來我在蘇聯懷著熱愛和激動，注視著你們在同人民敵人的嚴峻的鬥爭中所建樹的豐功偉績，我們曾以你們在戰鬥中所取得的勝利而感到歡欣，就像現在的你們在和平、創造性的勞動中所取得的勝利而感到歡欣是一樣的……”

十月革命四十年時，拉夫列尼約夫的劇本《決裂》在我國舞臺上演出，受到熱烈的歡迎，曹老把劇照和海報寄給了作者。拉夫列尼約夫收到這些資料，不勝欣喜，稱之謂收到了“珍寶”。不過那時他已身患重病。

1958年*日，他給曹老寄來一封信，這是他最後一封信：“我真想到你們國家裡走一趟呵，可是大概看來，這樣一個殘疾人喝不到中國江河的水就不知所終了。”兩年之後，拉夫列尼約夫逝世。他絕沒有想到我國會發生“*”，而他的《第四十一》會再次遭到厄運。

我站在拉夫列尼約夫的墓前，仰望那褐色大理石柱墓碑上的胸像（系著名雕塑家凱爾貝利之作），那飄灑的頭髮，那含著微笑的削瘦的面孔。這位出身於教師家庭，參加過紅軍，負過傷的指揮官，與未來派詩人有過諸多交往，最後走出自己道路的小說家，他的作品在我國得到過魯迅的讚許，他本人對中國人民充滿友好感情，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