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1/4 頁)

最早到過上海的俄羅斯作家

——伊·岡察羅夫（1812—1891）

在聖彼得堡沃爾科沃公墓裡，我又一次來到一座圓柱墓碑前。這是十九世紀典型的墓碑樣式：一塊草坪上，豎著一根黑色的圓柱，頂端託著墓主的胸像，前後左右圍著鐵柵欄。

墓主蓄著連到鬢角的鬍鬚，雙目炯炯有神。他在這裡聳立了一百多年，見過多少形形色色的人物。它就是俄羅斯傑出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伊萬·岡察羅夫。

在他的墓前，我想到三件事。一件是他的幾部長篇小說；一件是他是俄國作家中第一個到過中國和寫過中國的人；另一件是巴金的哥哥李堯林的墓碑上刻了岡察羅夫的小說《懸崖》中的一句話。

岡察羅夫一生著作不多，主要有三部小說《平凡的故事》、《奧勃洛莫夫》和《懸崖》。他本人把它們看成是一部“被一條共同的線索、一種首尾一貫的思想”聯絡在一起的三部曲。

岡察羅夫在俄國文學中最大的貢獻是創作了奧勃洛莫夫這麼一個典型人物——養尊處優、無力從事任何有益的實際工作的人的代名詞。

岡察羅夫自幼對旅行懷有興趣。長大成人，已寫出一部小說之後，1852年，他碰到一個好機會：俄國海軍上將普嘉京率領俄國艦隊到世界諸國去談判，需要一位善於寫作的人當秘書，岡察羅夫被選中，那一年他四十歲。

1852年（清咸豐二年）10月7日，普嘉京等一行人，乘坐三桅戰艦“帕拉達”號，從彼得堡的喀琅施塔特起航，經過波羅的海、北海，接著從大西洋南下，繞過非洲好望角，越過印度洋、太平洋到達東方諸國。一路上航行一年多時間。

1853年6月14日“帕拉達”號抵達香港，停泊二十六天。岡察羅夫根據所聞所見寫成《香港》一文。8月10日戰艦到達日本長崎。普嘉京海軍上將到各地進行談判，這時聞到俄國和土耳其可能發生戰爭，俄艦掉頭開往上海。

1853年11月23日岡察羅夫從長江口隨同戰艦上的人員改乘商用帆船，前往上海——中國近代首批開放的口岸之一。

他來到上海時正值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1842）和第二次鴉片戰爭（1857—1860）之間。他親眼看到英國殖*義者如何在中國土地上用鴉片商業毒害中國人民，欺壓百姓。他到過英、美、法的租界地，出席過美國領事館的宴會，也參觀過中國人開設的飯館，到過近郊、碼頭，觀察了農民、水手和搬運工人的貧困生活。他逛大街竄小巷，寫成《上海》一文。他認為：中國人是“商人”，是“出色的手藝人”和“工人”。他預言“這個民族註定要在商業上起重大的作用，也許還不僅只在這一方面。”

岡察羅夫到達上海那一天，正好是小刀會的起義軍和清朝官兵進行激戰的時候。由於他的階級出身和政治觀點上有一定的侷限性，使得他不可能正確地認識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和起義者。他的文字中對革命者有貶惡的用語，但他真實地記錄下官兵的殘暴，同時也看到小刀會起義者正進行的機智、頑強和英勇的鬥爭。

岡察羅夫雖然在上海只停留了二十二天，但他憑藉敏感地觀察深深地體會到中華民族的偉大和勤勞，他說“中國人是活躍的、精力充沛的民族”，“儘管赤貧如洗、骯髒不堪，但仍然可以看出主人的聰明才智、有條不紊和一絲不苟的精神”。1853年11月17日戰艦重返長崎。1854年8月，岡察羅夫改由陸路，穿過西伯利亞，經由伊爾庫茨克等地，於1855年2月25日回到彼得堡，不但實現了他遠行的願望，而且還寫成一部旅遊記。

1855至1857年他在俄國刊物上分別刊載了遊記《“帕拉達”號三桅戰艦》，1858年出了單行本。該書在文學界引起巨大的反響，認為這不是一般的旅遊記，而是藝術性很強的文學作品。

岡察羅夫墓碑還使我聯想到李堯林的墓碑。

李堯林是巴金的三哥，他們兄弟關係極好，一起離開四川老家，長期生活在一起。大家庭衰落後，李堯林竭力擔負養家的重擔，用微薄的教學工資資助家業，為此一生未娶。李堯林學的是英文，畢業後擔任中學英語教師，同時從事文學翻譯。他根據英文譯本將岡察羅夫的長篇小說《懸崖》譯成漢文出版。

李堯林逝世後，巴金將他安葬在上海虹橋公墓，用他的稿費為他兩次修了墓，還請錢君陶先生寫了碑文。墓上是一本用大理石雕刻的攤開的大書，書上刻著李堯林譯的《懸崖》中的兩句話：

別了，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