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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他的人，雷鋒總是在心裡惦念著，找機會去探望他們，表達自己的感激。在雷鋒1960年11月6日的日記裡，記錄了他的一次感恩之旅。此時的雷鋒已經是一名解放軍戰士，離開了原來的工廠。

“昨天我向於助理員請好了假，去遼陽化工廠看我原來的廠領導和工人。今天早上從瀋陽乘火車到了遼陽市。因沒趕上火車，我到了遼陽市武裝部，見到了於政委。他像父親一樣，左手握著我的手，右手撫摸著我的頭，微笑地說：‘小雷鋒，我昨天在日記本子裡還看到了你以前給我的那張相片，我還想起了你，真想不到你今天來這裡。’他帶我到辦公室，親切地問我在部隊的情況，我激動地向首長彙報了自己的工作和學習情況。於政委聽了說：‘好，應當好好幹，把自己的力量獻給黨的事業。’八點鐘了，他送我到車站。下午七點鐘，我乘火車到了安平，七點半鐘就到了我原來的工廠——焦化廠。

“我走進黨總支辦公室，熊書記、李書記、吳廠長看見是我回來了，真是高興。我也非常興奮，好像見到了自己的親人一樣。他們真是熱情的招待，給我倒茶，還給我做了餃子和魚吃，把我安置在一間很溫暖的房子裡睡覺；還帶我到廠內參觀了現代化的機器生產。我見到了許多以前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同志，感到高興萬分。他們有的還介紹了生產情況。我看到新建的焦爐都出焦了，想起自己為這焦爐的建築貢獻過一滴汗水，從心眼裡感到十分驕傲和自豪。”

遺憾的是，今天的人們似乎失去了表達感恩的熱情和能力。2007年夏天的時候，作者偶然間看到這樣一則新聞：在湖北襄樊市總工會、市女企業家協會聯合舉行的第九次“金秋助學”活動中，主辦方宣佈：5名貧困大學生被取消繼續受助的資格。1年前，在“金秋助學”活動中19位女企業家與22名貧困大學生結成幫扶對子，承諾4年內每人每年資助1000元至3000元不等。入學前，該市總工會給每名受助大學生及其家長髮了一封信，希望他們抽空給資助者寫封信，彙報一下學習生活情況。

但一年多來，部分受助大學生的表現令人失望，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未給資助者寫信，有一名男生倒是給資助者寫過一封簡訊，但信中只是一個勁地強調其家庭如何困難，希望資助者再次慷慨解囊，通篇連個“謝謝”都沒說，讓資助者心裡很不是滋味。該市總工會再次組織女企業家們捐贈時，部分女企業家表示“不願再資助無情貧困生”，結果22名貧困大學生中只有17人再度獲得資助。

之所以造成這樣尷尬的局面，與部分貧困生心理上“極度自尊又極度自卑”，缺乏一種正確對待他人和社會的“陽光心態”有關，同時也是因為當事人缺乏起碼的感恩之心。有的學生竟自以為“成績好，獲資助是理所當然的”。那些取消了資助的企業家做得過分嗎？應該說這是人之常情。沒有一顆感恩的心，也就沒有資格接受別人的幫助。

同時，我們也相信其中部分學生並非心中沒有一份感激之情，只是他們不懂得如何去表達。沒有感恩之心和雖然有感恩的心卻不能表達出來，結果是一樣的。人們不會讀心術，如果當事人不自己把那份深切的感激之情表達出來，施以恩惠的人只能這樣想：自己雖然付出了，卻連一句感激的話都得不到，這是一個冷漠的、不值得幫助的人。

說到這裡，作者想起現在的老闆與員工的關係。一些人把這種關係看成是一種冷冰冰的交易關係。在我們身邊，也總有一些人喜歡去惡意地談論和揣測自己的上司、老闆，不停地抱怨公司的環境不好、老闆的水平太低、同事的素質太差、給的工資太少等。但大家是否想過，正是老闆用自己的出資組建了這家企業，為員工們提供了一個發揮自己才能的平臺，也使大家有了一份生存的保障。

為什麼我們能夠大度地原諒一個陌生人的冒犯，卻對和自己朝夕相處的老闆一句批評的話或者一個失誤耿耿於懷呢？為什麼我們可以為一個陌路人所給予自己的點滴幫助而感激不盡，卻漠視為自己發薪水的老闆的恩惠，將自己在公司裡所得到的一切都視之為理所當然，還猶嫌不足呢？

雷鋒說過這樣的話：“同志，你是否意識到您的一切生活在幸福之中？可能意識不到，也可能意識到了。當您能吃一頓飽飯，穿上一套衣服，能當家作主，自由地生活，你有如何感覺呢？有一種說不出的幸福感。”這就是雷鋒對生活的感受，也是他感恩之心的來源。我們不時也應該這樣問問自己，對那些給了我們生活保障的人表達一下自己的感激之情。

三、“以實際行動來感恩”的雷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