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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3點鐘，記者跟她在羅湖布心尚島咖啡屋見面。她一股腦兒把內心話都倒了出來。直到6點多鐘，記者只有傾聽，幾乎沒有插話的餘地。

。　想看書來

不小心成了鎮委書記的紅顏

沒有真正窮過的人，絕對不知道有錢的時候是一種什麼感覺。小時候，我家裡窮得晚上睡覺不關門，小偷也不願意光顧。爸爸可能是窮怕了，變得非常勢利，只要能拿到錢，就是女兒賣身來的，他也喜滋滋地用手指沾著口水算得很滿足。每當我想起這個場景，我總是感覺很悲哀。

在我讀初中的時候，就經常聽到爸爸嘮叨：我只能養你到18歲，不管你考不考得上大學，你都要自己養活自己。這個嘮叨，一直伴隨著我到了高三。

那時，我對考大學非常恐懼，心想：考不上非常丟人，而且在這樣的家庭裡，肯定沒有好日子過；考上了，也是很慘，老爸不會養我，我靠什麼去讀完大學呢？

老天還是沒有安排我上大學。我已經18歲了，爸爸的嘮叨和刻薄越來越激烈，已經成為一種病態。家對我來說，不僅沒有溫暖，而且是一種長久的傷害，那時我最想的是，永遠離開這個家。

1992年5月，我終於跟著一個老鄉來到了東莞一個小鎮，在一家民營工廠做辦公室文員。就在這裡，我認識了一個在我生命中永遠留下傷痛的男人。

他就是這個鎮的鎮委書記。

那時候，鄧小平南巡剛過，孔雀時髦東南飛，珠江三角洲成了眾多孔雀的聚集地。而孔雀們到了他鄉投資辦廠，最怕的就是“地頭蛇”，特別是當地的政府高階官員。只要有政府官員來廠裡“視察”，廠裡的領導惟恐照顧不周。

有一次，一個50歲左右的男人來到我們工廠，身邊一大群人前呼後擁，那種場面，就跟克林頓到了中國訪問一樣。我嚇得趕緊想躲起來。但這時，卻被老闆喊了回去，他說我是廠花，又是辦公室的文員，理應招待領導。

當我怯生生地倒了一杯茶，端到“克林頓”面前時，他盯著我看了一會兒。

本來，我在廠裡經常挨老闆訓話，但自這天之後。老闆突然對我好得很反常，生怕我跑了似的。

不久，有個自稱鎮領導司機的人，經常給我送來衣服和化妝品等禮物，說是他們的領導很關心我。

約一個月後，有一天，我正在辦公，廠長笑容可掬地把我請到大門口，說有人找我。

門口有一部賓士車。廠長說有人在車內等我。我進了車，原來是那位鎮委書記親自開車來接我去吃飯。

我當時想，吃飯就吃飯，沒什麼大不了的，就跟他去了。席中，他直截了當地說出他的意圖，說想送我一套別墅。他的意思再笨的女人也聽得出來。我沒有同意。

也許是老天有意安排，吃飯回去之後，宿舍裡的女孩們個個指桑罵槐地說我開放得太過分了，經常有男人送東西，還跟男人出去約會，簡直像個雞。

我一氣，諷刺她們說，你們連做雞都沒資格。這句話，惹來她們群起圍攻，我被她們打得全身紫一塊青一塊。

這時候，我不僅需要感情的安慰，更需要報復。如果我不跟這個“克林頓”，廠長肯定不會為我出一口氣，我是白白被欺負了；如果我跟了他，不僅能得到安慰，還能叫廠長把她們都炒掉。

幾天後，我終於答應了“克林頓”，住進了他給我的別墅。也徹底地出了一口氣，讓廠長把打我的那些女孩都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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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奔未成，我成了一隻沒人疼的狗

如果做一個普通人的情人，是完全可以過得很平常的，但做當地一把手的情人，比坐牢還難受，連吃一餐飯，都不敢在東莞，都要跟他偷偷摸摸開車到深圳。

我就這樣被軟禁在別墅裡，每天聽著時針的滴答聲，等候著他偶爾光臨。我的心理疾病就是在那時候造成的。

第二年，可能是他看出我一個人待著會產生心理疾病，便給我40萬元，又給我辦理了手續，讓我去華盛頓學習。

我既想離開這個監獄一樣的別墅，又離不開他。因為一離開他，我將跟以前一樣，一無所有，又要繼續去工廠裡做一個受人欺負的小文員。所以，出國也許是最好的選擇。

在華盛頓的三年裡，我基本沒有心思學習，寂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