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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亞夫軍中校尉鄧公從前線來見景帝，景帝忙問：“你從前線來，可知晁錯已死，吳、楚等願意罷兵嗎？”鄧公直言不諱地說道：“吳王蓄謀造反，已有幾十年了，今天藉故發兵，其實不過是託名誅錯，本是欲得天下，哪裡有為一臣子而發兵叛亂的道理呢？您現在殺了晁錯，恐怕天下的有識之士都緘口而不敢言了。晁錯欲削諸侯，乃是為了強本弱末，為大漢事世之計，今計劃方行，就遭族誅，臣以為實不可取。”景帝聽罷，低頭默然。

袁盎來到吳國議和，吳王當然不許，反把他囚禁起來，好在他寧死不降，總算有點氣節。後來經人相救，逃回長安。誅殺晁錯一事雖由袁盎提議，卻是景帝一手辦定，又兼袁盎拒不降吳，不便加罪，景帝只好讓他照常供職。

晁錯不僅是替罪的羔羊，還是用來祈禱平息叛亂的祭品，這一切，都源於他的書生本質。他死得確實冤枉，完全是一場政治、軍事與權謀鬥爭的犧牲品。

在封建官場慘無人性的爭鬥中，充斥著機詐、殘忍、嫉妒、仇恨和愚昧，一味正直前行的人往往會在這臺惡魔般的機器裡被碾成齏粉。

晁錯的悲劇也是由他的性格所致。只知忠誠，卻不知忠須有道；只知為國家著想，卻不知自謀生路。鋒芒太露，不知迂徐婉轉；觸人太多，不知多結善緣。如果不改其性，即便當時不死，也決不會長期立足於漢廷，因為只靠一個人一時的信任實在是很不牢靠的！

當然這決非說人應當圓滑詭譎，了無稜角，而是從把事情做好這一角度出發的。拿削藩為例，如果漸行其道，分割削減，而不是驟然削封，逼迫各諸侯團結一致對付皇帝，恐怕不致於激成一場禍國殃民的叛亂。

至於晁錯是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好人”，實在難說得很，但他是一個正直的人，敢作敢為的人，是一個書生，那是毫無疑問的，這樣的人不得好死，在封建史上實在是常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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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國與忠君（1）

在中國古代，好像總是說家、國一體，君、國一體。家、國是否一體姑且不論，起碼君、國並非一體。否則，那麼多的愛國之士慘遭封建皇帝的疑忌和殺害又作何解釋呢？

其實，在傳統社會里，君、國一體本是理想狀態，其實際情況往往是國為公而君為私，國是天下人的國，而君是一人的權、利之私的君。所以，在很多情況下，往往“忠君”未必是“愛國”，而“愛國”也並不一定是“忠君”。因此，這裡就分出了一個“大忠”和“小忠”的問題，所謂“大忠”就是忠國不忠君，忠事不忠人；所謂“小忠”，就是忠君不忠國，忠人不忠事。要想二“忠”得兼，談何容易！

既然二者難以得兼，如何待奉君主就成了一門極其高深的藝術，任何官場上的成功者，是不是一個政治家，姑且不論，但說他們是玩弄權術的藝術家，那絕對錯不了。所以，對那些成功的封建官僚，與其稱他們是什麼政治家之類，倒不如送他們一個官場藝術家的雅號來得更為貼切。

但也不可一概而論。

中國的封建官場雖是一個大染缸，進去的人難免會染成一身血紅或是黑紫，但畢竟還是有“拒腐蝕，永不沾”的硬骨頭在，如果不是這樣，那中國的封建社會真是永不見天日了。

公元前548年，齊國的國相崔杼因為齊莊公與他的周亞夫便服像

妻子棠姜通姦而派兵殺死了齊莊公，這的確是國君荒淫無道，死了也是罪有應得。但根據當時的觀念，臣下無論如何是不能殺死君主的，不管他犯了什麼罪責。更奇怪的是，臣下殺了君主或是兒子殺了父親，不叫“殺”，而叫“弒”，就是殺人用詞，也要分出等級來。

崔杼很有權勢，殺死了齊莊公後，他暫時把持了齊國的大權。他按照當時必須遵循的習慣，把掌管記載歷史的太史伯叫來，讓他記載齊莊公死亡這件事。

崔杼說：“你一定要這麼寫：先君暴病而亡。”

太史伯說：“歷史不能胡編亂造，按照事實記錄歷史，是太史的本分。”

崔杼決未想到一個太史竟敢頂撞他，就惡狠狠地問他：“你打算怎麼寫？”

太史伯說：“我寫好你就知道了。”

等太史伯寫完，崔杼拿過去一看，竹簡上刻的竟是這樣幾個字：“夏五月，崔杼弒君。”

崔杼說：“你還是另寫吧，不然，就殺了你。”

太史伯說：“殺就殺了，寫卻不能另寫。”崔杼就把太史伯殺了。

根據當時的習慣，兄死弟及，太史伯的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