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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迂腐,要沽名釣譽,於是便想出“文死諫”的招。然而,並不是所有的忠臣都是如此,他們變愚忠為巧忠,忠之有道,忠之有術,忠之有效。
唐太宗時期的魏徵對李世民說的一番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良臣與忠臣的不同。有一次,唐太宗聽信他人的讒言,批評魏徵包庇自己的親戚,經魏徵辯論,唐太宗知道自己錯了。魏徵趁機說道:“我希望陛下讓我做一個良臣,不要讓我做一個忠臣。”唐太宗聽後很吃驚,就問:“難道良臣和忠臣有什麼區別嗎?”魏徵說:“區別很大。良臣身享美名,君主也得到好聲譽,子孫相傳,流芳千古;忠臣得罪被殺,君主得到的是一個昏庸的惡名,國破家亡,忠臣得到的只是一個空名。”唐太宗聽了以後,十分感動,他連聲稱讚魏徵的話很對,並送給了他好絹五百匹。
這裡也關涉到一個“大義”與“小義”的區別問題。從人的品德修養上來說,講究“義”或是“義氣”,魏徵像
唐太宗果真懼怕魏徵,非也,他怕的是丟了自己的江山。其實,只要怕丟江山就好辦,問題是大多數皇帝不怕丟江山,這就是流氓行徑了。
應該是一種美德,無論如何,信守諾言,維護正義的君子總比反覆無常、唯利是圖的小人為好。但話又說回來,如果一切都為了“義”,不知通權達變,不知為了“大義”而去犧牲個人的“小義”,那就很不足取了。所以,孟子就針鋒相對地提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當然不是教人們胡說八道,蠅營狗苟,他是說為了“大義”可以放棄所謂的“信”和“果”,用句通俗的話講,就是丟卒保車,丟掉芝麻撿西瓜。
那麼,按照孟子的觀點,良臣不必死守一主,好女也可毀婚另覓良伴。如果要舉一個例子的話,這個例子恐怕要數唐代的名臣,也是中國歷史上的名臣魏徵最為典型、恰當。
的確,魏徵是一位巧忠良臣。
看看魏徵,對我們會很有啟發。
魏徵,字玄成,生於南北朝時的北周靜帝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其時,天下大亂,他剛出生不久,北周政權就為楊堅所推翻,他的青少年時代就是在隋朝度過的。魏徵出身於書香世家,他的父親魏長賢就是一位博學多才的人,曾經出仕隋朝,做過地方官,但年紀不大就去世了。當時,魏徵還很年輕,家庭生活十分清貧,但魏徵胸懷大志,總想幹出一番事業來,於是,他就刻苦讀書,勤奮學習,在學問和政治才幹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徐世責力像
當時正值隋煬帝荒淫無道,天下英雄豪傑紛紛起兵反隋。在各路起義軍中,李密的勢力最大。李密原是隋朝上柱國李寬的兒子,出身於封建大貴族之家,自幼熟讀史書,且卓有才華,他看到隋朝滅亡已勢在所難免,就起兵反隋。一天,他接到了另一支起義軍首領元寶藏的來信,拆開一看,竟被書信中深刻的見解、充沛的氣勢和富麗有力的文辭所吸引,覺得書信絕非出自元寶藏之手,寫信之人肯定既有才華,又有政治才能。李密就派人前去打聽,才知道起草書信的人是元寶藏的秘書魏徵。
原來,隋武陽郡的郡丞元寶藏起兵反隋,就去尋找舊日的好友魏徵。這時,魏徵因天下紛亂,一時心中茫然,不知所從,便出家當了道士,以避一時之亂,並藉此來觀望天下大勢。元寶藏起兵後,請他出山,讓他掌管軍中文書,所有與李密及其他人往來的信函,均是由魏徵起草。李密見到他寫的書信以後,對他非常賞識,就立即派人把他請去,讓他掌管軍中的文書,這時的魏徵,已經三十八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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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忠良臣魏徵(2)
在李密的軍中,魏徵的地位很低,對重大的軍事決策,他沒有任何發言權。當時,李密的瓦崗軍聲勢浩大,攻佔了全國最大的糧倉,也就是隋朝最主要的糧倉河南的洛口倉、回洛倉和黎陽倉,開倉救濟饑民,使起義軍發展到了全盛階段。也就在這時,隋朝的大將王世充據守洛陽,與起義軍展開了殊死搏鬥。由於起義軍發展迅速,又被勝利衝昏了頭腦,軍中存在著速戰速決的思想。
魏徵清醒地看到了起義軍中的許多不足,但又苦於無處進言,就找到李密的長史鄭頲,對他說:
“起義軍雖有重大勝利,但傷亡也很大,現在軍中費用緊張,儲備有限,且賞罰不均,不宜於同隋軍硬拼硬打。唯今之計,在於深溝高壘,以待敵軍糧盡,等敵軍撤兵,再行追擊,可獲大勝。”
鄭頲十分藐視魏徵,說他的話是“老生常談”,沒有見解。結果,李密決定速戰,大軍列營而不設壘,被王世充火攻加奇襲,慘遭失敗。經此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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