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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沉默了一會兒“至少該見個最後一面吧”

Elsa看著我“我馬上有下一個任務，短期之內不可能再見你。如果在香港發生了什麼事，你可以去找。。。”

我打斷她“不會有事的！”

一週後，我悄悄到了香港，用的是自己的通行證（紅本通行證和老鷹國護照都已經交給Katherine了）。在尖沙咀一間很偏的酒店住下，然後到街上的公用電話給Sandy打了個手機“我想見她！”Sandy很吃驚“你在香港？”“嗯！時間地點你給我在msn上留言吧”

過了兩天，我準備打退堂鼓的時候，Sandy終於留了言，下午在港島的天星碼頭見。

那天下午我在碼頭邊的一個椅子上等了2小時Sandy才來，只有她一個人。

我很失望“她不願意再見我？”

Sandy拿出一個薄薄的信封“只讓我把這個交給你”

我收下信封，不知道該說什麼。

Sandy轉身要走，我想了想，叫住她“Sandy，謝謝你！”

她輕輕笑了笑，沒說什麼，轉身走了。

我慢慢坐下來，撕開信封，裡面只有一張照片：是5年前我們剛到廣州，挑寫字樓時在中信對面小廣場的一張合影，那是我和她唯一的一次親密動作，我右手輕輕攬著她的腰。當時我才25歲，她34歲。。。

照面背面有八個鋼筆寫的繁體字“難忘歲月，永記於心”

我在碼頭椅子上一直坐到了華燈初上，靜靜的看著不遠處的2IFC北角那一層。她的辦公室在面向維港這邊，她是不是也在透過落地玻璃望著樓下碼頭上那個跟隨了她5年的小夥子？。。。我不知道，一種從未有過的苦澀滋味充滿心間，就像當年的那首《一生何求》：

冷暖哪可休

回頭多少個秋

尋遍了卻偏失去

未盼卻在手

一生何求

曾妥協也試過苦鬥

迷惘裡永遠看不透

沒料到我所失的

竟已是我的所有。。。

當天晚上我過關回了大陸，補了張回成都的末班機票。在寶安機場等飛機的時候，我在衛生間裡把那張照片燒掉了。難忘歲月，永記於心，只是我已經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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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到了2007年4月份，在沒有任何徵兆的情況下，中國對外資收購的政策突然來了個大改變（當然肯定也有中美高層角力的原因），實質性和象徵性的開放了很多行業。基本上北角這種公司已經沒有什麼存在的必要性了。外資財團現在可以明目張膽的進入中國，很多事情也沒必要再偷偷摸摸。。。不知道這是退步還是進步？但是至少，從事北角這一行的人終於都可以“見光”了。

我去上海見了一次Elsa。她當時沒事，在休假。我們吃了晚飯，又一直呆到半夜。交談的一些內容不能寫出來（關於她的工作和身份），簡單聊聊她說的一段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話：

“1978年以前，中國一直在被外國人左右，始終是幾個大國的棋子，是他們手裡面的工具。中國不是中國人的中國，而是各種國外勢力的角鬥場！我不論是作為個人還是作為普通黨員，都沒有權利評價中G這個群體如何如何，但至少現在中國終於走到了‘自己’的路上！這和意識形態沒有任何關係，誰是執政黨已經無關緊要，因為現在中國終於變成了中國人自己的中國，我們再也不用看他人臉色。。。個體是國家的一份子，有什麼理由不為國家強大、民族復興而努力？難道能夠看著中國再變成別人的棋子？任何事情都有一個過程，僅僅因為過程中的種種不完美就否定這條道路的正確性？我相信你不會！你和陳原能拿出自己的錢給古鏈廠退休職工補社保，就說明你們和老丁不一樣，你們不是為了個人利益就能捨棄原則的人！。。。甚至可以這樣說，就是因為古鏈廠的case，組織上才最終同意我爭取你的決定，我們都相信你！相信你絕對會成為我們這邊的人！”

我靜靜地聽完，沉默了很久。

半年前決定反水，是下意識的認為我應該那樣去做，而沒有明確想太多這些東西。每一個70s大學畢業生在從少年到青年、中年的過程中其實都碰到過很多次這個問題，但是“道路選擇”在我們的腦海裡是一個死結！我們根本不可能有一個明確的答案，能夠做的就是賭，賭GCD能成功。。。其實機率都一樣，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