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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義是省人民醫院的泌尿科醫生，上海人，印象中似乎是畢業於上海的哪個醫學院。還在夾邊溝的時候我就認識他，就是沒說過話，我和他不在一個隊。1959年國慶節前夕，農場組織我們去酒泉看酒泉勞改分局搞的《國慶十週年勞改成果展》，在一家飯館吃飯，我們倆坐在了一起。夾邊溝的右派分子們大都身上帶著一些錢和糧票的。這是當初從家裡帶來的，因為勞教農場不許加餐，就總也花不出去。只有遇到外出，見到飯館，就決不會放過吃一頓的機會的。可惜那時的飯館裡賣飯也是定量，只賣半斤小米飯或者兩個饅頭。有的人為了多吃一份，只要時間來得及，吃了一家飯館再鑽進另一家飯館。

那天在飯館吃飯，我們正好坐在一起，便跟他說了說話，知道了他是在1956年支援大西北建設的熱潮中自己要求來蘭州的。他原在上海的一家醫院當主治醫師，來蘭州後在省人民醫院做泌尿科主任。他愛人也是上海一家醫院的醫生，那年正好生孩子，就沒跟他來。他還說，他愛人是獨生女，岳父岳母堅決反對她離開上海，否則也就來了。

董建義三十四五歲的樣子。

那次在飯館吃飯，他的文雅書生的樣子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記得從飯館出來，右派們排隊集合回夾邊溝的路上，我跟別人說過，董建義活不長了，看他吃飯時細嚼慢嚥像是吃什麼都不香的樣子，就活不長。旁邊有人說，你可是說對了，那人吃東西講究得很。別人挖野菜呀捋草籽呀逮老鼠呀，什麼能填飽肚子就吃什麼，他嫌髒，說不衛生，不吃。他就吃食堂供應的那點東西。

後來有一段時間，我沒再看見他，便以為他死掉了。誰知到了明水，他又出現了，並和我住在同一個窯洞裡。見面時我還問了一句，老董，你沒死掉呀？他笑了一下說，你怎麼這樣說話呀？我說，你不是吃東西很講究嗎，好長時間不見，我以為你死掉了。他告訴我，因為肝硬化，他在場部醫務所住院三個月。

到了明水，董建義還是不吃髒東西。在夾邊溝的時候，因為勞動太過沉重，又吃不飽——人們每月吃二十四斤原糧——就有少數人偶爾死去了。到了明水，糧食定量進一步降為每天七兩，後來月不足十四斤，一天就吃一頓菜團和一頓菜糊糊，營養極度短缺，大批死亡就開始了。為了減輕死亡，農場領導採取了特殊措施：停止右派們的勞動，准許在上班時間去草灘上捋草籽、抓老鼠和逮蚯蚓充飢，或者在窯洞裡睡覺。那一段時間我們把山水溝附近的老鼠和蜥蜴都逮絕了，吃光了，把附近柳樹和榆樹上的樹葉都吃光了。可是董建義不吃那些東西，每天吃過了食堂配給的菜糰子和菜糊糊以後，就在鋪上躺著捱日子。我曾經勸過他，別那麼斯文啦，能弄到什麼就吃什麼吧，活命要緊。他竟然回答；那是人吃的東西嗎？

實際上，他之所以沒有餓死。完全是他女人的功勞。自從他定為右派來到夾邊溝，他女人三兩個月就來一次，看望他，並且捎來許多餅乾、奶粉、葡萄糖粉之類的食品和營養品。

但是，到了明水才一個多月，他的身體就不可逆轉地衰弱了，身上幹得一點肉都沒有了，眼睛凹陷得如同兩個黑洞，怪嚇人的。他的腿軟得走不動路了，每天兩次去食堂打飯的路上，他搖搖晃晃的走著，一陣風就能颳倒的樣子。在窯洞裡要想喝點水，就跪著挪過去。他整天整天地躺在被窩裡默默無語，眼睛好久都不睜開。

那是11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正在靠近窯洞門口的地方煮從田野上挖來的辣椒根——這是一種多年生根類植物。最粗的能長到筷子粗細，生吃是辣的，煮熟後有一點甜味——董建義忽然挪到了我的身旁。我以為他要吃點辣椒根，便用筷子搛了幾根給他。他卻推開了，說，老李，我想求你一件事。我問什麼事，他說，我認為你是能活著回到蘭州去，這是沒問題的。我說你怎麼認定我能活著回去？你沒看見嗎，我的臉腫得眼睛都睜不開了，腿也腫得穿不上鞋了。說真的，到了11月，幾乎所有的人都衰弱不堪了，除去上次我給你講過的魏長海。每天晚上入睡的時候，誰都不知道轉天早晨還能不能醒來，因為沒過三兩天就有一個人死去，而且都是睡眠中死去的，沒有呻吟，沒有呼喚，一點痛苦的掙扎都沒有，就靜靜死去了。

什麼，你說人們為什麼不逃跑嗎？有逃跑的。崔毅不是跑了嗎，後來鍾毓良和魏長海也跑了。民勤縣供銷社的主任，哎呀，我叫不出他的名字來了，也跑了。但是逃跑的人總歸是個別的，是少數人，絕大多數人不跑。不跑的原因，上次我不是說過了嘛，主要是對上級抱有幻想，認為自己當右派是整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