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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用死者的被褥一裹拉到亂葬崗扔上幾鍁土蓋上就算了。因此到處都是被狼掏拖出來的骸骨。他們全家十分傷痛，問表哥怎麼辦？死者是戰友的舅舅，我見他也很傷心，就勸慰了一番。同時叮囑他說：“不要多事，你也多不了這件事。更不要因這件事受到連累。”

說實在的，我對戰友的家信所述半信半疑。在新中國新社會里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呢？本來被淡忘掉的張老師右派事件又被重新勾起。那位敬愛的張老師也會遭受這樣的下場嗎？……終於因為學習任務過重過於緊張，此事被慢慢忘卻了。

……

無獨有偶，四十多年過去了。二零零九年四月的一天，我正在網上查閱相關檔案，一位朋友派人給我送來一本書——我的這位朋友十分關心我的晚年生活，經常地用自己的退休金買些書給我，使我十分感激……當時我關掉電腦，開啟包裝，一本厚厚的、楊顯惠編著的書名為《夾邊溝記事》展現在眼前。看到“夾邊溝”字樣，似曾相識但又陌生……細細想來四十多年前，戰友的舅舅被打成右派後不就是送在什麼溝的地方“勞改”的嗎？於是，我迅速開啟閱讀起來。四十多萬字的紀實小說，用了五天時間讀完了第一遍。真切的陳述，跌宕的故事，悲慘淒涼的情節，令我不寒而慄……由於我心中幾十年的迷茫困惑，使我又讀完了第二遍、第三遍……

“疑義相與析”嘛，為了使我的讀者能夠與我共同解析這一段歷史，現將該書原文摘抄一二，以饗眾盼。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反右鬥爭之二

上海女人

這一段故事是一位名叫李文漢的右派講給我聽的。他是湖北人，高中畢業，1948年參加解放軍，解放後曾經加入志願軍入朝作戰。在朝鮮戰場他負了傷，三根肋骨被美國人的炸彈炸斷。回國治療後留在公安部工作。他說，後來因為出身於大資本家家庭的緣故，組織部門調他到甘肅省公安廳，名義上是支援大西北。可是他在公安廳工作不久，又被下放到酒泉地區勞改分局，在生產科當一名生產幹事。1957年他被定為右派，開除公職，送夾邊溝勞動教養。1960年12月以後，夾邊溝農場的右派全部釋放回原單位去了，他卻無“家”可歸，因為他是被開除公職的右派。在勞改分局的招待所裡住了兩個月以後，領導終於想出辦法來了：你到安西縣的十工農場去吧，不算幹部，也不是勞改犯，去當個工人吧。他到了十工農場，場領導又作難了：正式招工吧手續又不好辦，哪有右派招工的道理？最後只能以刑滿就業人員對待，每月發二十四元工資，在勞改隊種菜。種菜到1969年，因為戰備的原因，十工農場的犯人遷移到甘肅中部的五大坪農場去了，他不是犯人不能去，只好和其他幾個就業人員一起移交小宛農場。於是，他就成了我們十四連畜牧班的放牧員，和我同住在羊圈旁的一間房子裡。在一起生活得久了，相互有了瞭解，也信任對方了，他便陸陸續續對我講了許多夾邊溝農場的故事。

今天我再給你講一段夾邊溝的故事，是一個女人的故事。她是個右派的老婆，上海人。

我跟你說過，1960年國慶節前，夾邊溝的右派——包括新添屯作業站的右派——除去死了的和和幾百名體質太弱什麼活也幹不了的，全都遷移到了高臺縣明水鄉的一片荒灘上。省勞改局的計劃是從酒泉勞改分局管轄的十幾個勞改農場和勞教農場調人，在那片荒灘上建一片河西走廊最大的農場，要開墾五十萬畝土地。因為倉促上馬冬季臨近，其他農場的領導很賊，沒有按計劃調人，就夾邊溝農場的右派調過去了。大約是一千五百人，分別住在祁連山前的兩道山水溝裡。千百年來，從祁連山裡流出的洪水在那片荒灘上衝出了幾道深溝。山水溝蜿蜒兩公里多長，南邊靠祁連山的一端很淺，越往北越深，最深處有六七米。出了山水溝是一片泥沙沉積的沙土地，再往北是一道接一道的沙梁。

由於沒有木材蓋房，我們住在自己動手挖的窯洞裡。窯洞大小不等，溝淺的地方，靠近南端，因為崖坎矮，挖的窯洞才一米高，人四肢著地才能鑽進去，進去後坐著剛能仰起臉來。這樣的窯洞住一個人或者兩個人。我們組的窯洞挖在山水溝的中段，很大；我們組最早是二十五個人，在夾邊溝死掉了三個，還有三個因瘦得走不動路留在夾邊溝了，剩下的十九個人加上其他組沒住處的兩個人，全住在這個窯洞裡。我們組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大業、崔毅、魏長海，還有晁崇文、鍾毓良、章……哎呀，叫章什麼來的，那是個西北師院歷史系的教授，姓章，可名字突然想不起來了。對了，崔毅，崔毅這時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