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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男的多弄一點錢等等。這樣愈來愈庸俗，假如曾經有過一段戀愛歷史，曾經彼此瞭解過理想主義，彼此傾佩過，還好。否則，最早就以庸俗開始，更容易互相惹厭。假如結婚以後仍舊能保持一點理想，彼此瞭解，以理想鼓勵，那麼是最好的。”也可能基於對婚姻深刻而現實的認識，浦江清雖然在戰前清華大學任教時有過一次痛苦的失戀經歷，但他比其師吳宓的家庭生活美滿幸福。浦江清很欣賞妻子給孩子講的故事，鼓勵妻子，拿起筆，寫一些童話。

隔著60多年的時光，看浦江清寫的蠅頭小楷，這些微微發黃的家書留下了歲月的滄桑，戰爭的烽火和民族的苦難隱隱在上面浮現，但我們讀到這些溫馨的生活絮語，心中有感動，感到溫暖和美好。歷史的宏大敘事遮蔽下的家書，像千迴百轉的流水一樣，流淌到我們這裡。

浦江清西行記

無國即無家，在民族危亡的關頭，不知有多少愛國的知識分子隨著戰局的變化，背井離鄉，拋妻別子，撤到後方。聯大教授有大概一半是隻身在昆明，靠魚雁傳書互訴衷腸。浦江清就是其中一位。

1940年夏，浦江清按例休假一年。為免相思之苦，他由安南（今越南）經香港返回故鄉，和親人同住在上海。1941年，浦江清的兒子浦漢昕出生了。這時，日軍佔領了越南，回滇道路已斷。浦江清向學校請假暫留上海。年底，珍珠港事變發生，浦江清不願長期僦居淪陷區，決心冒著危險透過日寇封鎖線，準備經浙贛路去昆明。哪知到了安徽屯溪，上饒、鷹潭皆已失守，浙贛路不通。被困數月後，跋山涉水，由江西繞道福建、廣東，回到西南聯大。總計行程八千餘里，途經八省，歷時整整六個月！這一段艱難的歷程，浦江清都記在《西行日記》中。

1942年6月3日，浦江清在穿越日寇警戒線時寫道：“午時四時許，要越過警戒線……日哨兵有站，左右兩站，距此橋皆三四里，此橋在兩站之間，遂為偷渡之所。其後聞人言，日哨兵在四時後即歸站，不復巡邏，大雨更不出，故餘等實安全。”戰時行路難，有時浦江清帶的行李，被人敲竹槓，手無縛雞之力的窮秀才，也只好敢怒不敢言。

浦江清的女兒在整理父親的日記時，心靈受到了極大的震撼：“一向在我眼中顯得文弱、隨和的父親，竟會那樣堅毅、執著，這八千里路雲和月，他是怎樣過來的啊！曾冒著生命危險闖過日寇的警戒線，也曾遇到國民黨敗兵的騷擾，有時一連幾天，翻山越嶺，全靠步行，跋涉的辛勞自不必說，還有火災、空襲的威脅，再加上物價上漲、小偷光顧，到了後來，旅費用盡，又生了瘧疾、胃病，但他仍堅持不斷向西行，從未想過回頭。”

那一代學者，實把堅守教職看作神聖的事業，猶如戰士堅守陣地。這一切都是為了什麼呢？“小言之，為了不負西南聯大之約；大言之，則是為了青年，為了學術，為了國家。”

浦江清在《辛巳歲除大雪，獨坐寓樓，用東坡除夕詩韻》一詩中曾表明過自己的心志：“風雨待雞鳴，茫茫何時旦？……明年我西行，萬里尋舊貫。丈夫勵壯志，未肯謝衰□（缺字）。安能坐困此，日數米與炭。”

上海雖有老母、妻子兒女，但卻是淪陷區，決非安居之地。在建陽、南平、長汀等地，浦江清曾遇到摯友，東南聯大校長何炳松、廈門大學校長薩本棟熱情地挽留他留下來任教。與西南聯大相比，那裡待遇較為優厚，住房寬敞舒適，圖書資料豐富。同行的旅伴，逐一留下，只有他一人，毅然決然、毫不動搖地向西走。不僅如此，在因旅費缺乏而告債、申請救濟的同時，他仍不忘為西南聯大采購圖書。到達昆明後，連一天也沒有休息，甚至顧不得講述一路的艱辛，第一件事就是去問“本學期之功課如何”，為自己耽誤了課程而不安。在1943年2月4日（舊曆壬午歲除）的日記中，他寫道：“我自幸今年得在自由區過年，如仍僦居上海，則愁悶可知。”在遠離故鄉和親人的昆明過春節，不感到“愁”而感到“幸”，這就難怪他能以“雖九死其猶未悔”的毅力走完全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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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的飲食與胃病

1941年3月8日，朱自清在日記中寫道：“本來諸事順遂的，然而因為飢餓影響了效率。過去從來沒有感到餓過，並常誇耀不知飢餓為何物。但是現在一到十二點腿也軟了，手也顫了，眼睛發花，吃一點東西就行。這恐怕是吃兩頓飯的原因。也是過多地使用儲存的精力的緣故。”飢一餐，飽一頓，朱自清習慣地多食，導致胃病發作，在他的日記中常常看到“胃病發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