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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學術價值和藝術價值之高，令人歎為觀止！

1944年，沈從文給胡適的信在末尾寫到：“我們在這裡過的是挖土種菜，磨刀生火，生活雖瑣碎，並不痛苦，但想起與生活離得相當遠的國家社會種種，卻不免難過。”想起沈從文坎坷曲折的一生，想起他的命運浮沉，“不免難過”！

1944年，聯大財政困難，被迫將校舍鐵皮屋頂賣掉，換成茅草頂。

葉公超太懶？

“喜畫蘭，怒畫竹。”他精通英國語言文學，也有深厚的國學根底，擅長書法和繪畫。這就是西南聯大外文系葉公超（1904~1981）教授。1961年，葉公超在臺灣被蔣介石軟禁，連在大學授課都不得，只好以書法繪畫消遣度日。我們不難想見，晚年葉公超畫竹多一些吧。不知此時，這個高傲的學者是否後悔從政。

在聯大外文系學生趙瑞蕻的印象中：“葉先生在外表有副西方紳士的派頭，彷彿很神氣，如果跟他接觸多了，便會發現他是一個真誠、極有人情味兒的人，一個博學多才的知識分子。他並沒有什麼架子，相反的跟年輕同事相處得挺好，樂於助人，而且十分重視人才，愛護人才。”

在西南聯大外文系，流傳著這樣一句話：“葉公超是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不少當年聯大的學生認為這是錢鍾書的言論，儘管楊絳撰文否認。許淵衝認為：“這句話看起來像是錢先生說的，因為它是一個警句。”與其探討這話是不是錢鍾書說的，不如看一看這話說得是否準確。葉公超是不是太懶？許淵衝在《錢鍾書先生和我》一文中，列舉了很多證據：

他的學生季羨林說：“他幾乎從不講解”；另一個學生趙蘿蕤說：“我猜他不怎麼備課”；他的同事柳無忌說：“這時的西南聯大尚在草創階段，三校合併，人事方面不免錯綜複雜，但我們的外文系卻相安無事，那是由於公超（系主任）的讓教授各自為學，無為而治的政策——我甚至不能記憶我們是否開過系務會議。”我（許淵衝）還記得1939年10月2日我去外文系選課時，系主任葉先生坐在那裡，吳宓先生站在他旁邊，替他審查學生的選課單，他卻動也不動，看也不看一眼，字也不籤一個，只是蓋個圖章而已，真是夠懶的了。

1938~1939年，楊振寧和許淵衝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讀一年級，兩人都上過葉公超教授的英文課。他們都認為聯大絕對是一流的大學，“我們兩個後來的工作都要感謝聯大給我的教育”。據楊振寧回憶，葉公超教授的英文極枯燥，他對學生不感興趣，有時甚至要作弄我們。“我不記得從他那裡學到什麼。”

當然，對一位教授的評價和印象，因人而異。李賦寧總結葉公超先生授課的特點是：“先在黑板上用英文寫下簡明扼要的講課要點，然後提綱挈領地加以解釋說明。接著就是自由發揮和當機立斷的評論。這種教學法既保證了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的傳授，又能啟發學生的獨立思考和探索，並能培養學生高雅的趣味和準確可靠的鑑賞力。葉公超語言純正、典雅，遣詞造句幽默、秀逸，講授生動。”

1925年，葉公超來到英國，幸運地認識了艾略特，後成為我國第一位介紹艾略特詩與詩論的人。早在1934年葉公超就寫過一篇相當深入的評論，題為《艾略特的詩》，發表於當年四月出版的《清華學報》第九卷第二期。1936年底，趙蘿蕤在清華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讀研究生的最後一年，戴望舒聽說她曾試譯過《荒原》的第一節，就約她把全詩譯出，由上海新詩社出版。在此之前，她已經聽過美籍教授溫德詳細地講解過這首詩，所以她的譯者注基本就採用了溫德的講解。她還請其師葉公超教授寫了一篇序，序言顯示出葉公超對其作品及作品的影響有著超出一般水平的理解，其中還說了這樣一句話：“他的影響之大竟令人感覺，也許將來他的詩本身的價值還不及他的影響的價值呢。”

趙蘿蕤在《懷念葉公超老師》一文中描寫葉公超的家庭說：“一所開間寬闊的平房，那擺設說明兩位主人是深具中西兩種文化素養的。書，還是書是最顯著的裝飾品，淺淺的牛奶調在咖啡裡的顏色，幾個樸素舒適的沙發、桌椅、檯燈、窗簾，令人覺得無比和諧。吃起飯來，不多不少，兩個三個菜，一碗湯，精緻，可又不像有些地道的蘇州人那樣考究，而是色味齊備，卻又普普通通，說明兩位主人追求的不是‘享受’，而是‘文化’，當然‘文化’也是一種享受。”趙蘿蕤所寫的情形，大概是戰前的北平生活。在昆明，優雅、舒適的生活不再有。在趙瑞蕻的記憶中，葉公超窮得還向學生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