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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馮友蘭打了個比方：

南開有個張伯苓（4）

當時的聯大，好像是一箇舊社會中的大家庭，上邊有老爺爺、老奶奶作為家長，下邊又分幾個房頭。每個房頭都有自己的“私房”。他們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又都有自己經營的事業。

張伯苓深知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三位校長都去負責學校管理工作，極有可能出現矛盾和問題，最終導致管理混亂，因此就將管理職權全部交給蔣、梅二人，自己前往重慶南開中學。他有些調侃地告訴蔣夢麟說：“我的表你戴著”，意即“你代表我”。後來，蔣夢麟也另兼他職，於是西南聯合大學的許多具體事務由梅貽琦來掌管。

聯大初到昆明，好多聯大的學者、“中央研究院”的學者家裡的傢俱都是用汽油箱子拼裝的，外面罩上布套。有一次，張伯苓去趙元任家，就坐在這種凳子上。張伯苓身高體重，坐在這種搖搖晃晃的凳子上，生怕坐垮了，自己用兩隻手撐著，和趙元任、楊步偉夫婦談了很久。楊步偉看他很累，就說換個地方坐坐吧，他把一隻手往上一抬，說不累，可是身子往後一斜，幾乎跌下來。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聯大時期，張伯苓雖因政務羈纏，但其教育理想與信念不改，依舊關注國家與民族命運，也時時考慮著南開的復興和未來圖景。1942年，張伯苓敏銳地感覺到法西斯敗亡指日可待，南開復校為期不遠，故積極開展起人才儲備和學術拓展活動。同年，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成立，他更是急切地督責負責人員努力開展調查研究工作，希望將南開的“知中國、服務中國”的辦學理念融入邊疆教育，達到造福邊疆的目的。抗戰勝利後不久，1945年10月2日，張伯苓派時任聯大師範學院院長的黃鈺生、重慶南開中學校長喻傳鑑迴天津辦理覆校工作。

三校聯合的基礎

西南聯大學是抗戰時期中國高等教育特殊的存在方式，之所以成為中國教育史的奇蹟，培養了大量的人才，是知識分子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精神使然。北大、清華、南開三校聯合時期的穩定和發展，是和三校師生的共同努力分不開的。

1941年4月，清華大學在昆明拓東路聯大工學院舉行三十週年校慶，張伯苓校長自重慶告訴南開大學秘書長黃鈺生說，清華和南開是“通家之好”，應隆重地慶祝。黃鈺生在會上大作“通家”的解釋，指出清華的梅貽琦是南開第一班的高材生。接著，馮友蘭登臺說，要敘起“通家之好”來，北大和清華的通家關係也不落後，北大文學院院長（指胡適）是清華人，我是清華文學院院長，出身北大，此外還有其他好多人。之後，會議非常熱烈，紛紛舉出三校出身人物互相支援的情形。所有的人都感到聯大的團結，遠遠超過了三校通家關係之上。［1］［1］鄭天挺《梅貽琦先生和西南聯大》

有一年聯大校慶，黃鈺生談到三校同仁在一起工作和諧應歸功於三校具有如雲、如海、如山的風度，即清華智慧如雲，北大寬容如海，南開穩重如山。聯大訓導長查良釗就配上“自然、自由、自在”為下聯。他解釋說，自然是求真不貴做作，自由是同善不尚拘束，自在是無求有所不為。他認為在如雲、如海、如山的氣氛中，三校同仁必然嚮往自然、自由、自在。

當時，不論是清華、北大的校長還是一些知名教授，多多少少都和南開大學有著某種聯絡，可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也是三校合作的基礎。

蔣夢麟曾長期擔任南開大學校董，參與南開大學的策劃與發展。梅貽琦是私立敬業中學堂（南開前身）的第一屆畢業生，他之所以會走上教育道路，更是和張伯苓的教誨和引導有著直接的關係。此外，北京大學教授丁文江、陶孟和、胡適都曾擔任過南開大學的校董，湯用彤、羅常培等人也曾在南開大學任教，陶孟和、江澤涵、吳大猷、錢思亮等都是從南開學校畢業的。清華的李濟、蔣廷黻、李繼侗、蕭遽教授等都來自南開大學。共同的南開奮鬥經歷和南開情結使得三校聯合順利地透過了磨合期，克服了最初的困難。西南聯合大學也因保持了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的精華，成為戰時中國最著名的高等學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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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功狗”蔣夢麟（1）

蔣夢麟，原名夢熊，字兆賢，別號孟鄰，浙江省餘姚縣人。中國近現代著名的教育家。1886年（光緒十二年）生，幼年在私塾讀書，12歲進入紹興中西學堂，開始學習外語和科學知識。後在家鄉參加科舉考試，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學。次年2月入加州大學，先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