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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話對譚震林說：“不要從個人出發，要從全域性出發。”

譚震林駁斥他：“我哭不是為自己，是為全體老幹部！是為整個黨！”

譚震林的話，道出了許多老幹部的心聲。

……

這就是“大鬧懷仁堂”事件。它反映了一大批無私無畏的老一輩革命家在歷史的緊要關頭同以林彪、江青為首的陰謀家、野心家所進行的英勇鬥爭。

在這場鬥爭中，周恩來除了在關鍵時刻站在老一輩革命家一邊說了幾句話以外，幾乎保持沉默。究其原因，是由他在當時所處的特殊地位決定的，在當時的情況下，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的一夥人打著毛澤東的旗號，在全黨、全國都有一定的欺騙性，他們所幹的壞事，許多是揹著毛澤東的，但有些卻是得到毛澤東的許可的；再加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就決定了鬥爭是極為複雜的，在這場鬥爭中，既要有勇氣，又要有智謀。

作為會議主持人，周恩來採取了巧妙的鬥爭策略。會上，他站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一邊，對他們奮起抗爭的做法採取了預設的態度；他雖然沒有直接去批評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但卻表露了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做法的不滿。同時，他適時地提醒那些火氣旺盛但容易“過火”的老帥們要注意鬥爭藝術。會上週恩來說的一句話，對參加會議的谷牧來說記憶深刻，幾十年後他還回憶：“總理反覆地講一句話，說你們有意見可以提呀，但是不要發牢騷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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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中求治（8）

“大鬧懷仁堂”之後，周恩來進入極其艱難且十分痛苦的“角色”中。

以往中央碰頭會開完後，周恩來都要到毛澤東那裡去彙報會議的情況，而這次則不同，周恩來很難向毛澤東反映會議的內容，他採取了避而不去的辦法。對此事，谷牧曾經這樣回憶：

我們那個碰頭會，每次開完會，總理都必須到毛主席那兒去彙報，當天晚上就去，這一次周總理沒去，三天沒去。當時“四人幫”他們一夥兒，江青、張春橋，他們就到毛主席那裡去告狀。毛主席不高興了，說你們過去每次開會，你周恩來都來講一講，怎麼這次不來了？因為總理去不好講，他實際上是支援我們的。

見周恩來不去講，江青、康生等人便“惡人先告狀”。“大鬧懷仁堂”的當天夜裡，他們策劃由張春橋、姚文元、王力三人在人民大會堂“集體整理和核對”了中央碰頭會的《記錄》。以“集體”的方式對懷仁堂的講話進行了許多歪曲、篡改和斷章取義。然後，他們帶著這份《記錄》來到中南海，又以欺騙、誇大的手法向毛澤東作了彙報。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張春橋在彙報時就肆意歪曲陳毅的講話：“陳毅反對延安整風運動……”

毛澤東聽說有人反對延安整風運動，頓時就惱怒起來：“怎麼，難道延安整風錯了嗎？要想翻案嗎？要把王明請回來嗎？”

其實誰都清楚，陳毅要反對的，只是延安整風期間康生大搞“逼、供、信”，把革命同志當做“特務”批鬥的做法。因陳毅在中央碰頭會上戳到了康生的痛處，所以他要報復，挑起毛澤東的憤怒。

張春橋在彙報時還告了周恩來一狀：“總理對《紅旗》第13期社論沒送他審查有意見。”

毛澤東不屑一顧地說：“黨章上沒有規定社論要經過常委討論。”

毛澤東聽了張春橋、姚文元、王力等人的誣告以後，真的動了肝火。

2月19日凌晨，毛澤東召集有周恩來、李富春、葉劍英、李先念、康生、謝富治、葉群等參加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嚴厲指責16日在懷仁堂中央碰頭會上對“文化大革命”做法表示強烈不滿的譚震林、陳毅等人。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自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在懷仁堂召開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評會”。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等人以“資產階級復辟逆流”（後稱“二月逆流”）的罪名對譚震林、陳毅、徐向前等進行圍攻、批鬥，迫使他們作了檢討。周恩來也不得不作自我批評。

此後，在毛澤東的授意下，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都要先提到“中央文革小組”討論。中央政治局實際上停止了活動，基本上由“中央文革小組”取而代之。

“大鬧懷仁堂”後，周恩來的處境更加艱難。他的心態，“大鬧懷仁堂”的主角之一譚震林看出來了。事後，“忍無可忍”的譚震林在繼續抨擊江青的一封信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