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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起，特別在1960年代，這個稱呼就擴大泛指城市青年了，政府企望說服他們中學畢業後到農村去勞動。打自這個時期，就有了兩類知識青年並存：“下”鄉知青和“回”鄉知青＇　在此需注意，該詞在某種情況下指城市青年回到父母一方在農村的老家，不過更確切應該使用“投親靠友”這一詞。參見第9章注42。＇。本書中涉及後者較少，大部分篇幅是論及遣送城鎮青年的問題。

組織城市青年到農村去是自1955年一直到1980年。不過，我們不會詳細探討1955到1960這段時期，為的是將研究集中在1968年開始掀起的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嚴格地說就是從文化革命結束時起。雖然這場運動部分延續了先前的某些做法及慣例，但無論從它的規模、形式、動員口號，還是它在毛王朝晚期所起的作用來看，它實際上構成一樁獨特的歷史事件。

我們在這裡要做的，就是孔子所稱的“正名”，因此也必須說清楚本書提到的“文化革命”的定義及時間界定。不是現今中國政府所提的“十年文革（1966…1976）”。假使說“文化革命”有所指，那隻能是從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這一大約3年的時間，在此期間暴力鬥爭導致了政府體系的部分崩潰，最後在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重新建立一個新政府，這次大會正式宣佈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就是說結束了）＇　見林彪在該次大會上作的報告，《紅旗》1969年第5期，頁7。＇。部分群眾的積極參與表現出這個時期唯一的“革命”一面。這場“造反”雖然是由毛鼓勵和操縱的，但也有自發自主的成分，因此不能將文化革命看成是一場簡單的政變或者派系鬥爭。但是，在訴諸武力鎮壓完全降伏了紅衛兵，又在1968年底把他們都趕到農村去之後，1969年4月成立了新政權，一個新時期開始了：在此期間，派系鬥爭尖銳無比，而且完全是在政權體系內部，最後以1976年10月逮捕四人幫告終，這在邏輯上可以說是一場政變。勝利者恰是1966年的失敗者。他們將兩個不同時期混在一起，統稱“文化革命”，目的不外是要把下列兩者全都釘到歷史恥辱柱上：一是文化革命中的反官僚造反行動（當然，那是錯綜複雜地與法西斯式暴力糾纏成一團），另一是1969…1976年間的恐怖鎮壓時期，其實更應該確立為毛“王朝的終結期”。這種詞義上耍花招倒真的是基於偉大舵手1974年10月發出的一條指示，認為需要再次掀起文化大革命。同時也構成了一個必不可少的因素，使鄧小平及其他黨內鬥爭的贏家可以在1981年對黨的歷史重新作出評價，並將此定作神聖不可侵犯的真理＇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紅旗》1981年第13期，頁3…27。＇。1970年代，老百姓未曾認可這種偷天換日的轉義。受訪者們主動跟我說他們是“文革後”下鄉的，這顯然不是指“1976年之後”，而是“從1968年底起”。1980年代兩種說法都出現在非官方的講話及文字中＇1980年代出版的一本短篇小說集的後記裡有一句話，談到文化革命，就是我所持的觀點：“文革後，我們曾經歷了相同的命運，幾乎全部地從城市、從學校，走到了農村、邊疆。”，見陸星兒《遺留在荒原的碑》頁459。＇。　可是，1990年代以後，只見官方的說法強佔了話語權並獨斷獨行，隨著而來的就是大肆刪減、歪曲篡改這個時期的歷史。所以我仍然使用包含原來意思的那個詞語，那是在毛及鄧小平先後為了不同的因由賦予它另一個意思之前。當我列舉資料出處時，如果涉及另一個定義的“文化革命”，就會把這個詞語放在引號裡。最後，還要再強調一件事，就是好幾位西方學者以及流亡國外的老紅衛兵也都拒絕接受官方現在的這種斷定法＇　見A。　Chan　為劉國凱寫的？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所寫的〈出版者的話〉頁13，及？Dispell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Red　Guard　Movement　：　the　Necessity　to　Re…examine　Cultura

l　Revolution　Factionalism　and　Periodization？；亦見劉國凱《封殺不了的歷史》。＇。

運動提出的幾個問題

希望籍著本著作能讓讀者對下鄉運動有個總的認識，為此我不僅揭示發起運動的領導人的公開或隱蔽的動機，與他們為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