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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日記、軍旗、勳章等11件物品，捐贈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並授權該館出版中文版《東史郎日記》。

這次是他第七次來中國，帶著三女兒長島和子來南京，主要是為參加中文版《東史郎日記》發行儀式。當然，也是他再次直接向中國人民謝罪而來的。

談起三女兒長島和子的名子，東史郎說：“為她取和子之名，就是寄希望和平的意思。”

年逾87歲的東史郎先生，思路依然敏捷，說話條理清晰。言談舉止中，始終流露出對往事的悔恨，向中國人民懺悔之情溢於言表　。

新書首發式非常成功。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欄目組記者黃海波，上海電視臺、東方電視臺、江蘇電視臺、南京電視臺等全國幾十家媒體，均派記者到現場報道，我也與《服務導報》記者李曉玲等人第三次合作，寫下了並於1999年4月13日，在該報第一版刊登了對東史郎的長篇報道，其中描寫《東史郎日記》編輯出版的部分是這樣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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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接受東史郎捐贈日記（10）

1999年4月12日下午2點30分，金陵飯店。

一本本封面色彩淡雅，圖案攫人目光的書靜靜地置放於桌上，這便是中文版《東史郎日記》，這是世界首版最為完整的《東史郎日記》，全文37萬字，由曾經出版過《拉貝日記》的全國優秀出版單位——江蘇教育出版社獨家出版。

東史郎是去年3月將他珍藏六十多年的戰時日記捐贈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並授權紀念館聯絡出版中文版。

1998年4月份，紀念館就和江蘇教育出版社密切接觸，擬定了出版合同。之後，出版社為了以最快速度將這本具有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的日記出版，組織了最精良的編校隊伍，採用“邊譯邊審邊編邊校”的方法，幾條“流水線”齊頭並進，社長、分管總編、責任編輯打破常規全面介入整個工作。翻譯組人員全力以赴，爭分奪秒，對每一個字、詞、句的翻譯都力求準確無誤，絕不搞“猜譯”。他們常常工作到第二天凌晨。

遠在日本的山內小夜子女士為東史郎日記的中文版早日面世，不厭其煩地多次來電來函、幫助解決出版社編審過程中遇到的難題。獲悉快完工後，東史郎專門為中文版撰寫了近4000字的序言，並附上了有關圖表。

……

《東史郎日記》中文版的出版，與已經出版的《拉貝日記》形成了呼應之勢。《拉貝日記》側重於歷史資料的蒐集整理，而《東史郎日記》則是作者從軍過程中所見所聞、所思所想的敘寫，更具體、更真切，也更有可讀性；《拉貝日記》集中反映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暴行，《東史郎日記》的內容更為廣泛，人們從中不僅能瞭解南京大屠殺真相，還能夠了解到侵華日軍在華北、華東、中原的侵略和屠殺暴行；《拉貝日記》是從第三者的角度介入的，而《東史郎日記》則是戰爭加害者的直接陳述。日本國內的右翼分子不斷叫囂，企圖否認侵華戰爭的事實，說什麼日本方面戰爭參與者的可供資料“零散”、“數量很少”，全本《東史郎日記》的出版正是對這種無恥言論的有力回擊。

4月16日上午，江蘇有線電視臺《地球村》欄目，為錄製東史郎談《東史郎日記》，邀請東史郎和我作為嘉賓進入演播室。其間，主持人徐光問東史郎先生：“今天到演播室的有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李秀英、潘開明老人，你願意向他們當面懺悔謝罪嗎？”東史郎立即站起身來，大聲地說：“從1987年起，我已經多次向他們兩位以及其他的倖存者當面謝罪。今天，我仍然願意再次並永遠向他們謝罪”。 說完，東史郎深深地向他們鞠了一躬。演播室內頓時響起熱烈的掌聲。

同樣的場面，在南京大學、南京團市委、南京社會科###合會分別組織的三場報告會上，也出現過。東史郎每次在發言之前都說：“我到這裡來，並不是為了掌聲和歡迎，而是向中國人民謝罪來的。”並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人們深深鞠躬謝罪。

東史郎真誠的舉動，贏得了人們真心的諒解。大家報之於長時間的熱烈掌聲，就是對他反省與謝罪言行的一種肯定。

其實，東史郎此次所到之處，隨處可見聲援他的人群：4月13日，東史郎在南京大學禮堂內，數千名大學生像舞龍一樣，將一條長50米，兩條各長30米，密密麻麻籤滿姓名的橫幅從臺下傳到臺上交與東史郎，上面就有1萬多名大學生的簽名。

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