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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多年的老將，向來以老成持重聞名，知道金兵作戰勇猛而且狡詐，於是上書朝廷建議謹慎行事。許翰根本不聽這位老將的話，不理睬种師中的上書，甚至責備他手握重兵卻“逗撓玩寇”，嚴厲指責种師中故意貽誤戰機。

許翰是朝廷中的文官，种師中卻是久經沙場的老將，在行軍打仗的問題上照常理說應該是文官絕對聽從武將。並且在前線打仗，敵情變化很快，對通訊條件還很落後的宋朝來說，根本就不應該遙控指揮。但是，武將必須無條件聽從文官的命令，這個是“祖宗之策”，是不可改變的。

趙宋開國以後，制定了特殊的文武分途體制，也就是文官武將各走各的路，要從國制政體來分析其源頭。西周王朝的“封建制”就是“分封諸邦各自建國”，這也是封建社會得名的來源，這是武王伐紂聯盟成功後，各地諸侯和功臣劃分地區利益的產物。周王朝在當時具有現代聯合國的雛形，是一個個獨立國家的聯盟，絕不同於以後的大一統王朝，而秦朝的“中央集權制”則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形成了東亞超級大國的局面。可以說，周朝是“大天下”，而秦朝是“大國家”。由秦始皇統一任命官員的郡縣制代替了分封制，原有的封國藩王都換成了官吏。但這是個反覆的局面，秦末戰爭實質上就是“天下各國”的一次復國戰爭，項羽分封和劉邦分封（漢初曾有異姓封王）都是“復國聯軍恢復原有國家”的必然產物。直到劉邦屠戮功臣恩威並用之後，再率領開國的眾將做“白馬之盟”，確定異姓不得封王的國家大制，東亞超級大國的王統才終於穩定下來，並且延續了兩千年的時間。

由於中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中華大地思想豐富，人才遍佈，從西周以來便多次在“天下和王朝”的國家模式之間反覆。而宋朝之前的五代十國又是一個“天下階段”，為結束唐末五代地方割據尾大不掉的藩鎮格局，宋初君臣（主要出自“只懂得用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小儒”趙普）就開創性地設立了“知州”等制度，以中央官員的身份去“知地方事”，將財政、軍事、行政權力從地方首長手中分解開，這實際就是文武分途。

正是這個開創性的文武分途，決定了宋朝和未來千年中華民族的命運。“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出自《尚書》，在軍事鬥爭時期，將領的管轄權遍及財政和民政，這既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傳統的。我們可以在春秋、戰國、秦漢、三國、隋唐，看到一個個英雄的影子，而在宋朝，我們看到的是渙散潰敗的軍隊，尸位素餐的將領，一個勞苦功高卻滿門戰死的戰將家族（楊家將），一個大有作為卻沒有好下場的統帥（岳飛）！宋朝整體社會制度和文化都在盲目抬高著和平治國的文人，以致於發展到南宋末理宗時期便生出了一種文化怪物——“空談性理的道學君子”，他們把治理財政視為聚斂，把保衛疆土的將士視為粗材，把作文章視為玩物喪志，把留心政務的人視為俗吏，別人都不是好人，天地間只有自己最高尚。。　最好的txt下載網

第十三回　种師中殉國殺熊嶺 王總管城破顯精忠（4）

與此同時，宋朝卻透過姑息外敵（西夏、遼、金）來控制自己的國防將士，用鼓勵將帥腐化###的方法來懈怠自己的國防將士，就像是老地主怕兒子外出幹別的壞事而誘導他去吸鴉片煙一樣。宋朝是中華帝國的最後頂峰，它科技先進、經濟繁榮、文化鼎盛，甚至出現了某些帶有近代化特徵的經濟萌芽。但在北方強敵頻頻內犯的情況下，沒有國防保障的高度經濟繁榮就是“將自己變成敵人養的肥豬”。趙宋皇帝培植打壓武人，當北方的強敵出現並且南下侵略，坐而論道之風又怎能救國家於不亡呢？

宋太祖趙匡胤的後代中沒有出李世民、成吉思汗、明成祖這樣的一代雄主，卻出了宋徽宗這樣的畫家、書法家。在皇帝的表率下，大小官員平時咬文嚼字、賣弄文采，以附庸風雅為能事；而一遇國家危機卻推諉扯皮，束手無策，甚至請巫婆神漢作法來擊退敵軍。這樣昏聵無能的朝廷只能是“自作孽，不可活”。

宋朝還允許軍隊經商，這導致軍營社會化，一些將領還與士紳乃至黑惡勢力相勾結並參與非法經營，如《水滸傳》中描寫的張團練、張都監都是開辦“快活林”酒家的惡霸蔣門神的入股分贓同夥和庇護者。駐軍與當地經濟利益盤根錯節，又會造成上級排程不靈，朝廷遭遇危機時調兵敕命一下，馬上便有官兵怨憤、家屬哭鬧。金兵進犯開封時召喚救兵的“金牌”下了一道道，各地勤王兵卻來之甚少，宋徽宗、宋欽宗二帝被俘的“靖康之恥”也就勢不可免了。

在冷兵器時代，可以說是越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