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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稱晉國。這一國號一直延續到公元前5世紀，三家分晉，由韓、趙、魏取而代之為止。當然，唐作為晉國政治中心的時間並沒有600年。據文獻記載，晉國早期曾幾度遷都，關於搬遷的次數和諸都的地望，自漢以來，異說頗多，人們很難確切地得知。只是到了20世紀50年代之後，隨著考古事業的發展，長期以來困惑人們的謎團才逐漸得以解開。

1963年，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鄒衡、俞偉超，赴山東臨淄調查齊國最早的都城。此次無功而返。事隔十幾年後1979年秋天，鄒衡帶領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商周組的學生第二次赴晉南調查，重點是臨汾地區。在山西省考古所的配合下，鄒衡將目標重點放在翼城和曲沃兩縣。在調查中，共發現了十多處西周遺址，而收穫最大的算是對天馬—曲村遺址的調查與試掘。

天馬—曲村遺址位於翼城之西和曲沃之東的兩縣交界處，因其在天馬、曲村、北趙、毛張四個村之間的寬闊平原上，故名天馬—曲村遺址。該遺址西南距侯馬晉國遺址約25公里，西距汾河約12公里，南距澮河約8公里。從整個地望來看，這個總面積約為3800米×2800米的遺址三面環山，兩面近水，地闊土沃，頗有氣勢。鄒衡率領學生會同山西省考古所再次對這個遺址進行試掘，發現了長達800米的晉國墓地群，並試掘了部分墓葬。這次發掘，為認識此遺址的文化內涵及其分佈、年代分期、文化特徵等問題創造了條件。

1980年秋，北京大學考古系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對天馬一曲村遺址正式發掘。此後每隔一年發掘一次，至1990年，共進行了7次大規模的發掘，除揭露了大面積的代居址外，還發掘葬有青銅禮器或者陶容器的墓葬近500座，共出土青銅禮器100多件，有銘文者數十件。其中有一件西周中期的銅盉，上有“晉中違父作旅盉，其萬年永寶”銘文。由此，鄒衡認為，天馬——曲村遺址確鑿無疑是晉國遺址。同時他結合西周早期一座墓中出土的一件上有“圍乍新邑旅彝”的銅觶銘文和遺址附近堯都村殘存的“堯裔子□□”清代碑文等遺物遺蹟推斷：“天馬——曲村遺址極有可能就是姬叔虞的始封地——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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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天時、地利、人和（2）

天馬—曲村遺址規模宏大，包括墓地在內，總面積幾達鄭州商代遺址或殷墟遺址的一半，相當於西安灃西、灃東兩遺址的總和，超過北京琉璃河燕國遺址兩倍以上，是已發現的最大的西周遺址。就考古學文化分期而言，鄒衡等考古人員將天馬—曲村遺址分為五個大的階段：

第一階段仰韶文化中晚期；

第二階段龍山文化早期；

第三階段二里頭文化晚期；

第四階段西周早期至東漢晚期；

第五階段金、元、明時期。

從以上五個階段的分期來看，第三階段的二里頭文化後來被證明是夏文化，夏文化之後接著就是周文化，那麼在第三和第四階段之間隔著整個商文化，既然沒有商代的文化遺蹟體現，這就為後來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提供了難得而特殊的條件。

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在“西周列王的年代學研究”這個課題中，專門設定了“天馬—曲村遺址分期與年代測定”這一專題，由北京大學文博學院教授劉緒主持。

按照劉緒後來的解釋：夏商周斷代工程之所以設定這一專題，除了天馬—曲村遺址像琉璃河、豐鎬等西周遺址那樣，有比較完整、全面的可供14C測年的系統樣品外，它本身的文化從西周早期一直到春秋初年都是連續發展的，特別是發掘的幾百座中、小型墓葬，其含碳標本極其豐富，西周早、中、晚各期一應俱全，這就為14C測年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另外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包括天馬—曲村遺址在內的晉西南，經過幾十年的考古調查與發掘，至今未發現商代特別是商代晚期的遺存，而西周早期的文化卻突然冒了出來。因為沒有商代晚期的文化，西周的文化遺存就更容易確定，同時也減少了一個大麻煩，這就是避免了一件器物或一個文化現象出現，有人說是商代晚期，有人說是周代早期的爭論。從考古發掘來看，商代晚期和周代早期的文化遺存不容易分辨，而事實上當西周建立王朝之後，不可能將殷人全部殺光，只要人活著，原有的文化就不可能馬上消失，必然沿著慣性延續一段時間。在這樣一個新舊交替的階段，要準確地劃分哪是商代晚期哪是周代早期是相當困難的，如同二里頭遺址文化的劃分一樣，不經過幾十年爭論是沒有結果的。但天馬—曲村遺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