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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專門設定了“武王克商之年研究”這一課題，專家組的專家們一致認為這個課題是工程所涉全部問題關鍵的關鍵，只有把克商之年這個定點抓穩抓牢，才有可能建立起三代年代學的堅固大廈。對這一課題的研究，首先要做的就是對前人的成果有個全面的瞭解，以達到知己知彼，百尺竿頭更進一尺的效果。但是，涉及武王克商之年的學術文獻非常繁雜，且分散於國內外各個地區的各種報刊之上，有些論著在國內外著名的圖書館也難以尋覓，從而給研究、借鑑工作造成了極大的困難和障礙。面對此情，工程專家組成員、北京師範大學國學研究所教授彭林等學者，毅然提出由北師大國學研究所牽頭負責蒐集編輯、翻譯有關文獻的設想。這一計劃自1997年3月開始行動，經過3個多月的努力，終於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

在此之前，關於武王克商之年到底有多少種說法，一直是人言人殊，難有一個統一的結論。有的說共23種，有的說共28種，一般認為最多可到30多種。在這30多種之中，有相當一部分只看到引文而不見原文，這就使各種說法越發變得撲朔迷離。透過彭林等學者對國內外文獻的蒐集和發掘，具有代表性的論著已達57篇，共有44種關於克商之年的說法，其中日本學者7種，美國學者7種，英國、瑞典、韓國學者各1種，其他為中國學者的結論。這些結論每一種都來自原作，並非輾轉傳抄而來，從而成為有關武王克商之年最完備的第一手學術研究資料。

在彭林的主持下，學者們將蒐集到的各種文獻，編輯成《武王克商之年研究》一書出版。從書中可以看到，在44種說法中，年代最早的為公元前1130，最晚的為公元前1018年，前後相差112年。

顯然，以上44種說法，不可能都是真正的武王克商之年，歷史上真實的克商年只有一個。真正的克商之年該怎樣推定呢？為此，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經過縝密考慮和籌劃，制定了兩條途徑。一是透過關鍵性考古遺址的分期與14C測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獻記載的綜合研究，縮小武王克商年的範圍；二是在以上範圍內，透過金文排譜和對武王克商的天文學推算，尋找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後加以整合，選定出一個最佳年代。

灃西的考古發現

為了縮小武王克商年的範圍，“工程”研究人員按照預定計劃分頭行動，其中由考古學家承擔的“豐、鎬遺址分期與年代測定”專題組，在陝西境內展開了緊張的工作。

豐鎬遺址是周人建都岐之後的第二個都城遺址。周人自古公亶父遷岐後開始崛起，經歷三代，文王末年，處於戰略考慮，開始將都城向東遷移，坐落於灃河西岸的豐京即其遷都之地。到武王時，又在灃河東岸建了一座新的都城，史稱鎬京。因豐京與鎬京甚近，且武王居鎬之後，豐京仍然保留著周王宗廟，而西周諸王常居於豐或在豐處理國事，故史家向來將豐、鎬並稱，豐鎬是文王、武王直至平王東遷這一歷史時期內整個西周的都城。

關於豐鎬都城的湮沒過程史無詳記，但從流傳於世的零散線索看，兩處都邑的部分或大部分宮室毀於周幽王被殺之役是完全可能的。應當說，自平王東遷洛邑後，豐鎬就衰落了。儘管世傳“豐邑在豐水之西”，但自北宋以後人們已經不能分辨古豐水的位置了。於是，整個周都豐鎬的地望也就無法確指。明清以來，許多學者試圖查明豐鎬的具體位置，併為此做過不少努力，但一直未能如願。豐鎬遺址像西方的特洛伊古城一樣完全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

自田野考古學在中國興起後，豐鎬遺址又成為學術界注目的焦點，學者們試圖以新的考古學方法來破譯這個久懸於人們心中的謎團。1933年，由北平研究院史學會的著名學者徐旭生領導的，常惠、蘇秉琦先後參加的考古調查隊，在灃河沿岸作了首次考古調查，並在調查報告中提出了關於豐鎬位置的一些看法和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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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周革殷命的歷史轉折（4）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豐鎬地區持續進行調查發掘，並專門設立了考古工作站，這是在國內首批設立的屈指可數的幾個考古工作點之一。自此之後，豐鎬遺址的考古工作除“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迫停頓外，基本沒有中斷。

1951年春，由蘇秉琦領隊的中國科學院考古所考古隊在灃河流域進行考古調查，並在一個叫客省莊的北部進行了小規模的試掘，發現了仰韶文化、客省莊二期文化與西周文化的三疊層。